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国有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现象,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有经济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国有经济既有和国外国有经济相同或相似的一般功能,也有相对于国外国有经济的特殊功能。各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动态演进的。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功能迄今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一个一致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国有经济功能价值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把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分为保障和引领两个维度,前者为一般功能,后者为特殊功能,造就了中国奇迹。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的时代化、具体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总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在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与改善民生等方面仍有不足,不能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因而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核心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需要坚持分层分类、市场化和对标国际标准等原则,通过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结构等来实现。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方向,不仅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标识和学术特征,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色和学理遵循。要坚持系统理念,深化系统集成,加强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集成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和原理性提炼。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内含着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理论意蕴、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时代意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意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我国生产力发展模式依次经过了以物质积累为主导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数量增长为优先的粗放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三个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指向是：明晰生产力动力来源，以创新为主线激发新质生产力增长动力；立足生产力要素特征，以质优为关键布局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夯实生产力发展基底，以绿色为基调助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遵循生产力运动规律，以新型生产关系为保障反促新质生产力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自201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世界范围的主导趋势一致，都是增长放缓。有关增长放缓的解释，现有研究多种多样，基本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需求不足论，另一是利润率下降论。前者的关键在于辨认生产性投资的决定因素，后者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的分配，以及生产性部门创造利润的能力问题。如何判断这些解释的相对合理性，如何综合起来达至合理的系统解释，在学术上和决策上都是重大挑战。本文试图剖析这些解释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而厘清经济表现所涉及的结构和制度条件，探讨中国经济变革的未来方向。中国经济能否维持合意的增长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两种经济变革模式即生产导向模式与投机导向模式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整个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发展的决定因素，自21世纪初尤其是进入2010年代以来，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经济变革的方向。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现代社会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的方式或依据不外乎三种：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三种制度逻辑内嵌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回顾新中国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站起来时代(1949—1978年)、富起来时代(1979—2012年)、强起来时代(2013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市场激励、政府调节、社会规范三元逻辑不断互动演进，并趋于融合。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或政府单一逻辑难以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社会逻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在改革效果上较好地调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进而持续提高人民生产参与的平等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新时期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要着力推动市场、政府、社会三元逻辑的融合和平衡，坚持发展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生产增长和分配公平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市场“分化”与“断裂”风险日渐凸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形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形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变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日益强烈，二者之间竞争博弈的张力撕裂全球治理秩序，引致全球治理困局下的全球化市场困境。高水平大国市场是大国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资源，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张之间循环累积所建立的内生报酬递增机制，进而实现创新激励、规模经济、空间集聚与本地市场等多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国内市场支撑新时代增长的条件，要在治理维度和实践维度谋求构建高水平大国市场的科学策略，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战略互动和融合。

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垄断作为生产条件的能源来控制社会化生产方式，建立了能源帝国主义这一新的霸权形式。能源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及其组织、动员和运行塑造的社会权力衍生出的社会形态，其时代特征仍然服从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能源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次级驱动力，贯彻了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方式的逻辑，贯穿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全过程，指明了生产方式演化的新方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针对能源帝国主义提出应对策略，一方面要通过价值革命破除垄断资本逻辑下的能源可再生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剩余的国际共享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不仅对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还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最早开展相关研究，并在利润率下降和价值实现两个研究维度形成了系列成果。新古典学派主要从供给侧进行研究，Feder-Ram模型和增广索洛增长模型的出现推动了相关研究朝着规范化和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凯恩斯学派主要从需求侧进行研究，探讨了军事支出在形成额外需求、影响资源再分配、间接影响民用经济和创造额外储蓄等四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梳理各学派的发展脉络、理论创新和代表性成果，并指出不同学派间的异同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技术进步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会缩短劳动时间，而后者则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极大地缩短劳动时间。针对马克思—凯恩斯劳动时间命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并使用计量方法加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独特的2001—2017年行业劳动时间面板数据，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需求下降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的行业，在需求下降冲击后，越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高资本有机构成行业相对于低资本有机构成行业，劳动时间在金融危机后平均增加了0.8个小时。本文的结果在更换度量指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利润率、市场势力与产业后备军是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劳动时间的三个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马克思的理论假说，而不是凯恩斯的。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包括三重维度，分别是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性功能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的治理性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间接社会性，国家宏观治理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会有冲突，三重功能的实现机制存在差异和不协调，需要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内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国有经济多重功能协调的体制机制。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是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改革需要从管企业为主提升到管资本为主的层面，国有资本的分类管理与国有资本投资信托基金的试点应当提上日程。

本文通过把空间引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探索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商品本身的生产和商品的空间转移均属于生产领域，后者通过影响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规定性进而影响商品的价值。考虑空间因素之后，商品的价值可分为两部分：生产价值和空间价值。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技术竞争，还包括空间竞争，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空间均衡与失衡的动态。政府是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变革空间格局，影响生产者的竞争行为和市场竞争状况。拓展价值理论的空间维度，对于发展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明确其内涵与特征。经济学知识按效用属性可分为实证性、规范性、政策性知识，按适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性、类型性、地方性知识，按表达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坚持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诠释中国经验、具备原始创新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多元的综合知识体系，呈现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推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治理体系的系统变革。

全面系统发掘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对于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化阐释、原理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大量论述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本文从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一般和特殊、社会与自然等辩证关系，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形态思想和范畴体系；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和“社会本性”及其内在矛盾，归纳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社会性质思想；从“人的生产力”的主体性视角，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种原生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思想，并对马克思提出的第二级、第三级的生产关系，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等重要范畴作了解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形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相关统计资料不全面、不连续，所有制结构的测算一直是一个难题，部分学者的测算结果也存在一定争议。近年来相关统计资料的统计范围和指标种类发生了变化，以往学者提出的大多数测算方法已不再适用或仍有优化空间。本文基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相关年鉴中的实收资本和注册资本数据，优化完善了所有制结构测算方法，以公有经济比重为衡量指标评估了2000—2018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公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2018年已下降至25.7%，并未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我们要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

本文针对学界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上存在的争论和分歧，回归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思路，明确了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相契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包括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且具有阶段性，这为确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彰显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迁，正在重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数字技术与货币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重构，同时也对分配机制带来了新的影响与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货币金融、分配机制、危机理论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演化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危机本质及发展路径的理解。

一战结束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英国财政部坚持健全财政预算原则，形成以“挤出”论为核心的“财政部观点”。凯恩斯对这种观点提出挑战，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和金本位制度，主张政府积极管理经济。凯恩斯通过发展有效需求理论，把政府预算纳入国民收入的决定中，实现了从平衡预算原则到充分就业预算原则的变革。凯恩斯财政理论对我国当前财政制度建设和财政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回暖向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为针对性地破解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深化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取得系列代表性成果。

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应对的十四个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也必须不断经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理论的新发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交汇口，如何更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动能，是亟待学界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