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应对的十四个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也必须不断经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理论的新发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交汇口，如何更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动能，是亟待学界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数字经济的兴起不仅是数据资源积累和数字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由数字技术进步和平台化发展引领的生产力革命，并推动生产关系发生相适应的系统性变革。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重新定位的重要契机。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经验考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实施政府干预的就业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应充分考虑本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就业问题的周期性特点，以总需求扩张和就业岗位创造为首要手段。同时，就业优先政策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调控手段，兼顾就业创造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应探索实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支持计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将城乡融合发展上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新战略高度。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围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迁，正在重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数字技术与货币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重构，同时也对分配机制带来了新的影响与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货币金融、分配机制、危机理论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演化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危机本质及发展路径的理解。

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有多个维度，从发展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尊重人民选择，坚持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五位一体”和“四化”同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为人类走向现代化展现了美好前景，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做好八项工作，包括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高质量发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等等。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深入推进，我国也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指向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增效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本文全面梳理了新型工业化相较于传统工业化的新特征，指出政府与市场赋能新型工业化并非线性、完全排他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赋能逻辑，强调市场作为一种“自组织”力量与政府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在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协同配合。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际出发，避免陷入“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不实施产业政策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等话语窠臼。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我国财政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因而与市场的互动方式必然不同于西方国家。本文通过考察我国财政与市场的互动演进关系发现，我国财政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财政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财政内在地嵌入经济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一大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难是政府推进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即当原有的经济体系不能为财政收支提供足够的支撑时，财政体制往往率先改革，通过市场化、增量改革为政府寻找财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财政体制对市场的形成起着某种主导作用，市场化的方式和进程与财政收支存在对立统一和激励相容的国别特征。

商品价值从而劳动时间在货币上的独立表现，给社会生产施加了货币约束，它的边界随着货币形式与货币数量的内生发展持续变化，表现为货币金字塔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动态进行的扩张与收缩。国家承担着维护货币品质和货币流通、规训货币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对货币政策机制及其效果的考察需要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货币与信用、正常时期和危机阶段、货币危机不同类型等结构性因素，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原理与有效性也不尽相同。然而，社会生产的货币约束和货币关系的固有矛盾绝不会因为货币形式、数量的发展和国家货币政策的干预而消除，它们为货币改革设定了天然界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中国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22年12月18日在河北师范大学线上举办。

转移支付与区域平衡发展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关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凸显等一系列矛盾，这显然是当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瓶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区域补偿政策载体，是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更是筑牢边疆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但在实践中，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在促进均等化等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政策预期，由此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搭建了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重点聚焦于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以转移支付的财力均衡效应、地方官员偏好等因素为抓手对内在作用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剖析。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体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长期趋好的特征，对口支援等具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措施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是，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发挥还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以健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明确其内涵与特征。经济学知识按效用属性可分为实证性、规范性、政策性知识，按适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性、类型性、地方性知识，按表达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坚持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诠释中国经验、具备原始创新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多元的综合知识体系，呈现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推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治理体系的系统变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步，从而形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此，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本文在租金范畴的基础上, 提出了分析国际价值转移的理论框架和测 量方法, 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做了经验研究。 理论分析表明, 国际垄断资 本通过生产部门的不平等交换获取级差租金和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通过非 生产部门的掠夺性积累获取制度—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国际贸易中的租金 获取成为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持续输出租金, 美国、 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输入租金, 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租金输出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租金转移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租金 转移总量有1/4 左右来自于中国的租金输出;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租金输出量从2006 年开始不断减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 高, 但是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占有率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全新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将会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同互促不仅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还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结合国务院所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可以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治理数字化四个方面，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的实现路径分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产业链升级、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数字经济贸易规则治理五大路径。我们梳理了2022年学者们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上述重点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本文以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为视角，剖析数智时代劳动者分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的生产社会化使资本主义分工突破了以工厂、企业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形式，导致劳动者分化现象。这一分化并非单纯源于技术进步或个体技能差异，而是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社会生产中的扩展结果：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生产资料间接指挥低技能劳动者，形成“指挥-服从”的生产过程，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积累逻辑的延续。该结构短期通过外包、弹性雇佣等方式转移劳资矛盾并提高资本利润率；长期则加剧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与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我国需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优化教育导向等措施化解矛盾，避免陷入劳动者分化导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