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2022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着实现2035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开局之年。“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我们取得了全面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进一步擘画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蓝图，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阶段性目标，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署名文章，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所面临的五大重点问题做了概括。在文章中，总书记强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鲜明宣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转移支付与区域平衡发展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关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凸显等一系列矛盾，这显然是当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瓶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区域补偿政策载体，是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更是筑牢边疆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但在实践中，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在促进均等化等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政策预期，由此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搭建了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重点聚焦于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以转移支付的财力均衡效应、地方官员偏好等因素为抓手对内在作用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剖析。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体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长期趋好的特征，对口支援等具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措施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是，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发挥还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以健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其积累模式与掠夺世界的方式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当前的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必将被更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2022年，学界为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本质特征、开启的文明新形态，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形成系列代表性观点和成果。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中国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22年12月18日在河北师范大学线上举办。

在研究资本主义长波的众多理论中，曼德尔给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的长波理论呈现出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在固定资本更新论的基础上突出技术视角，围绕技术与利润率的互动关系展开阐述；第二重维度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方法论层次提出了半自主的中间变量，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律与外生因素有机结合，力求实现总资本的运动逻辑与具体历史的统一；第三重维度是将长波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提出了超级长波—长波－工业周期的框架，表明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背景下，扩张长波实现的困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恶化。曼德尔从技术与利润率、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重维度构建的长波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经济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①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2022年，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演进、科学内涵、重大意义以及拓展研究展开了多方面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步，从而形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此，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主要领域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经济基础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应“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经济格局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亟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①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升温。与此前研究相比，近一年学术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实践基础、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以及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形成了以基于网络2.0技术的社交媒体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传播体系。传播政治经济学高度关注网络2.0时代传播体系的即时性、参与性、分布式等新特征，从网络中心主义批判、数字劳动研究、产消者分析、互联网民主潜能异化、数字媒介物质性等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系统梳理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窥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数字化危机趋势，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将为我国现阶段引导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和启示。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本文在租金范畴的基础上, 提出了分析国际价值转移的理论框架和测 量方法, 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做了经验研究。 理论分析表明, 国际垄断资 本通过生产部门的不平等交换获取级差租金和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通过非 生产部门的掠夺性积累获取制度—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国际贸易中的租金 获取成为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持续输出租金, 美国、 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输入租金, 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租金输出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租金转移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租金 转移总量有1/4 左右来自于中国的租金输出;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租金输出量从2006 年开始不断减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 高, 但是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占有率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体现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统一体。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财税制度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托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梳理了财税体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机制及现实难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推动共同富裕的财税体制改革路径，指出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税制结构，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纵深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社会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推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应对的十四个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也必须不断经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理论的新发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交汇口，如何更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动能，是亟待学界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蕴含了“技术—资本—国家”的三重逻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反映。技术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国家逻辑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整体。其中，资本逻辑凌驾于技术逻辑和国家逻辑之上。从技术逻辑来看，美国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持全球科技霸权地位而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危机，扩大了全球技术鸿沟，导致当代经济全球化陷入技术困境之中。从资本逻辑来看，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全球膨胀，资本陷入了自身所致的发展困境之中，表现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国家逻辑来看，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性与有效性，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矛盾。技术困境、发展困境、治理困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是无解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需要引导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