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着实现2035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开局之年。“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我们取得了全面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进一步擘画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蓝图，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阶段性目标，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署名文章，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所面临的五大重点问题做了概括。在文章中，总书记强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鲜明宣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转移支付与区域平衡发展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关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凸显等一系列矛盾，这显然是当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瓶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区域补偿政策载体，是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更是筑牢边疆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但在实践中，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仍存在不足之处，在促进均等化等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政策预期，由此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搭建了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重点聚焦于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并以转移支付的财力均衡效应、地方官员偏好等因素为抓手对内在作用机制做出了进一步的剖析。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体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长期趋好的特征，对口支援等具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的措施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是，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发挥还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以健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文以从形成经济增长奇迹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为主线，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方面提炼和总结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2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掀起一波热潮，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又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学界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表征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等角度进行了概括和提炼。中国经济学家还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认为其主要得益于一些特殊优势，主要包括阶段性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在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具有与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苏联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不一样的特殊增长条件、增长因素、增长路径、增长动力、增长机制，所呈现出的超常持续增长态势。中国学者的贡献在于，立足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逐步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框架，立足于问题导向的、长时段的、全面的历史分析，开始形成自己的解释。另一方面提炼和总结了中国学者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对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不是进行某一方面的评价，而是要进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为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导向。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包括标准体系、指标体系、统计体系、政策体系、绩效考核体系、政绩考核体系六大体系。高质量发展模式要实现通过创新驱动使得经济结构在许多领域实现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升级、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新动能培育、新发展格局构建、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开放等重大问题。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中国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第十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22年12月18日在河北师范大学线上举办。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分配制度改革和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情况，分析了第三次分配与慈善的区别、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区别、第三次分配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第三次分配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多渠道的慈善捐赠、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多样化的公益活动等为主要内容，是各类社会主体自愿进行财富资源、技能服务等向需要帮助群体转移的分配方式，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收入分配体系，对物质、精神、生态文明的全面共同富裕发挥促进作用。发展第三次分配应处理好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坚持内容创新和加强监管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机制的协同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良好风尚。

法国调节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以“调节方法”为分析工具，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一个历史过程予以考察。在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中，法国调节学派处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审视法国调节学派的成果和新进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进，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在制度形式、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等构成的概念体系中得到证明，而五类危机也蕴含其中；不同代际学者的研究有较强的延续性，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等问题为20世纪学者所关注，而强调国家在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21世纪的重要理论转向。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强调历史归纳、坚持矛盾分析法，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左翼阵营中出现了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创性、逻辑的正确性和当代的适用性的分歧。本文对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对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研究做了批判性借鉴，而且具有自身的原创性，其方法论、逻辑和主要内容不存在反对者所谓的严重缺陷。结合帝国主义的当代发展，本文指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仍然适用，具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2022年，学界为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本质特征、开启的文明新形态，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形成系列代表性观点和成果。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步，从而形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此，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三次分配作为新发展阶段下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需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现实需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实现形式、价值功能、参与主体、作用领域，拓展其科学内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同时，要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挥社会财富的本质功能、促进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大团结和大联合的理论逻辑上理解中国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基础、实践动因、目标指向，还要站在第三次分配助力重构新发展阶段经济秩序、分配秩序、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高度上审视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这样有助于全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发挥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共识。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体现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统一体。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财税制度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托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梳理了财税体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机制及现实难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推动共同富裕的财税体制改革路径，指出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税制结构，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纵深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社会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推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经济基础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应“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经济格局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亟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经济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①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2022年，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演进、科学内涵、重大意义以及拓展研究展开了多方面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其提出具有时代重要性、现实基础性与历史必然性。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工作主线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强调供给侧的同时关注需求侧，侧重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重视角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实现过程中主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具有动态性、可持续性、关注群体差异、地方良性互动、以人为本、开放性等特征。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抓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抓好存量和增量“两只手”,抓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只手”,抓好农村和城市“两只手”,抓好人口和产业“两只手”,抓好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两只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加剧了制造业的缺工现象。为探究哪些人更倾向于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及其选择原因，首先，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就业形态的本质，发现资本通过算法等手段加强对劳动的控制，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它通过分享制、时间自由等形式掩盖了剥削，以吸引劳动者。然后，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发现，34岁左右的精壮劳动力最易选择新就业形态，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收入高和时间自由。但平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培训机会，长此以往将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阻碍他们提升人力资本。最后提出政策启示：政府应着力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提升至新的高度。本文从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两方面视角研究如何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经济运行的视角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善供给结构、改善总需求结构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宏观政策的视角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这需要秉持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具体做好两方面主要工作：第一，大力实施结构政策改善经济结构，从而加强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的协调；第二，在积极使用结构政策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各自达到应有的力度，从而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

在研究资本主义长波的众多理论中，曼德尔给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的长波理论呈现出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在固定资本更新论的基础上突出技术视角，围绕技术与利润率的互动关系展开阐述；第二重维度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方法论层次提出了半自主的中间变量，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律与外生因素有机结合，力求实现总资本的运动逻辑与具体历史的统一；第三重维度是将长波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提出了超级长波—长波－工业周期的框架，表明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背景下，扩张长波实现的困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恶化。曼德尔从技术与利润率、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三重维度构建的长波理论为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本文首先通过引入基建部类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扩充为三部类模型，然后纳入信贷因素，对社会生产过程展开跨期分析，结果表明，基建部类易发生过度融资，并得出其债务的安全阈值范围；以此理论阈值为基础，讨论基础设施债务融资的可持续性问题，指出在防止过度举债的前提下，其关键在于发挥基建项目的“需求创造”功能，即激活盈利与税基增长机制；并结合最早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干预经济的美国70年历史数据及中国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事实，对上述理论结论加以证明；最后提出政策启示，即在金融支持基建投资过程中，不仅要适度超前布局，更须进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规划，以撬动社会投资需求，确保发挥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支撑引领作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严峻复杂又亟待破解，需要有新的思路。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深入研究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本构成及其变化趋势，发现创新型中小企业特殊的资本构成及其变化特点，导致其在间接融资中存在技术掣肘、动态不可持续性等不利约束，使得其与间接融资产生内在冲突；在直接融资中存在可持续性激励、可得性好、主体偏好匹配等优势因素，使得其与直接融资形成逻辑契合。因此，破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根在在于加强间接融资渠道建设的同时，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和大力发展完善直接融资体系。

明斯基先后提出了加速数乘数模型和投资决定理论，作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两大理论基础，但他始终没有对这两大理论基础进行有效整合。明斯基的这一缺陷影响了后凯恩斯主义对其金融不稳定假说的评价，一些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从利润实现视角对该假说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强调投资决定理论将微观分析直接一般化到宏观经济，存在合成谬误问题。本文认为仅仅就投资决定理论而言，后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其忽视了明斯基早期提出的加速数乘数模型。本文的研究从加速数乘数模型考察了后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利润实现问题。如果将明斯基的投资决定理论置于加速数乘数模型所设定的宏观经济情况中，那么这一理论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后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而且两大理论基础可以由此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金融不稳定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思想和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存量—流量一致模型 (SFC) 分析方法, 考察债务—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 梳理了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六个主要支柱, 阐述了影响其主要支柱变化的因素与机制;考察了其霸权性质的具体表现, 即美国国债国际实际利息支付下降与美国国际投资头寸中资产端相对负债端的超额收益率现象。 进一步测算出美国从2006 年一季度至2022 年四季度, 超额收益率在国际收支总头寸平均值为0.397%, 直接投资头寸平均值为0.999%。 当前, 美国实体经济弱化、 美元和美国国债国际使用度下降等关键因素的变化使得债务—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发生动摇。 未来我国应该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主要领域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