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应对的十四个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也必须不断经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理论的新发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交汇口，如何更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动能，是亟待学界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数字经济的兴起不仅是数据资源积累和数字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由数字技术进步和平台化发展引领的生产力革命，并推动生产关系发生相适应的系统性变革。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重新定位的重要契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将城乡融合发展上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新战略高度。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围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经验考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实施政府干预的就业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应充分考虑本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就业问题的周期性特点，以总需求扩张和就业岗位创造为首要手段。同时，就业优先政策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调控手段，兼顾就业创造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应探索实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支持计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迁，正在重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数字技术与货币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重构，同时也对分配机制带来了新的影响与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货币金融、分配机制、危机理论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演化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危机本质及发展路径的理解。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深入推进，我国也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指向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增效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本文全面梳理了新型工业化相较于传统工业化的新特征，指出政府与市场赋能新型工业化并非线性、完全排他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赋能逻辑，强调市场作为一种“自组织”力量与政府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在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协同配合。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际出发，避免陷入“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不实施产业政策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等话语窠臼。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步，从而形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此，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明确其内涵与特征。经济学知识按效用属性可分为实证性、规范性、政策性知识，按适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性、类型性、地方性知识，按表达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坚持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诠释中国经验、具备原始创新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多元的综合知识体系，呈现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推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治理体系的系统变革。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主要领域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本文以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为视角，剖析数智时代劳动者分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的生产社会化使资本主义分工突破了以工厂、企业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形式，导致劳动者分化现象。这一分化并非单纯源于技术进步或个体技能差异，而是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社会生产中的扩展结果：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生产资料间接指挥低技能劳动者，形成“指挥-服从”的生产过程，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积累逻辑的延续。该结构短期通过外包、弹性雇佣等方式转移劳资矛盾并提高资本利润率；长期则加剧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与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我国需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优化教育导向等措施化解矛盾，避免陷入劳动者分化导致的困境。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本文基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构建全球税收治理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税收协定网络演进的阶段和影响机制。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结构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转变，并逐步向多边税收治理模式转型，其本质是新兴经济体通过重构税收协定网络，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垄断和传统依附关系，推动全球治理由单向剥削向多极博弈转变，印证了资本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权力再平衡之间的深层互动逻辑。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地理邻近性等因素，是影响国家(地区)间税收协定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跨境避税新挑战，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构建多边税收治理的积极力量，对于协调全球税收治理和建立新型国际税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把空间引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探索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商品本身的生产和商品的空间转移均属于生产领域，后者通过影响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规定性进而影响商品的价值。考虑空间因素之后，商品的价值可分为两部分：生产价值和空间价值。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技术竞争，还包括空间竞争，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空间均衡与失衡的动态。政府是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变革空间格局，影响生产者的竞争行为和市场竞争状况。拓展价值理论的空间维度，对于发展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正>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逄锦聚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出版,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探索。一、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因而该书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创新性探索。因此,该书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