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步，从而形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此，应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综合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本文在租金范畴的基础上, 提出了分析国际价值转移的理论框架和测 量方法, 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做了经验研究。 理论分析表明, 国际垄断资 本通过生产部门的不平等交换获取级差租金和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通过非 生产部门的掠夺性积累获取制度—垄断租金性质的价值转移, 国际贸易中的租金 获取成为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持续输出租金, 美国、 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输入租金, 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租金输出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租金转移的主要来源国, 全球租金 转移总量有1/4 左右来自于中国的租金输出;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租金输出量从2006 年开始不断减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 高, 但是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占有率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本文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思想和新卡莱茨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 WIOD数据库估算了2000—2014年29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研究了资本主义产 能过剩及经济危机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纳入一般利润率的产能利用率,能有 效识别出经济危机爆发对过剩产能的强制性毁灭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利用率 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中国相对较 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效防范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 短期内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在长期中则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劳动收入份额提 高对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则有显著 正向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会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在短期内不利于发达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发达国家更易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内生恶性循环中。

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思想和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存量—流量一致模型 (SFC) 分析方法, 考察债务—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 梳理了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六个主要支柱, 阐述了影响其主要支柱变化的因素与机制;考察了其霸权性质的具体表现, 即美国国债国际实际利息支付下降与美国国际投资头寸中资产端相对负债端的超额收益率现象。 进一步测算出美国从2006 年一季度至2022 年四季度, 超额收益率在国际收支总头寸平均值为0.397%, 直接投资头寸平均值为0.999%。 当前, 美国实体经济弱化、 美元和美国国债国际使用度下降等关键因素的变化使得债务—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发生动摇。 未来我国应该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主要领域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对于起主导作 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分析为既定理论前提,根据俄国农村公社所处 的世界历史环境,具体剖析俄国公社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于它的各种力量而得出的 综合结论。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来否定《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也不能以《共产党宣言》和《资 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来否定东方落后国家存 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为东方落后国家指明的跨越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以社会主义和其他任何非资 本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继承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批判性地超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廓清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分析条件 和理论地位,为我们排除流行于国内外的重塑、重构、重建唯物史观等错误思潮 的影响,为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加剧了制造业的缺工现象。为探究哪些人更倾向于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及其选择原因，首先，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就业形态的本质，发现资本通过算法等手段加强对劳动的控制，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它通过分享制、时间自由等形式掩盖了剥削，以吸引劳动者。然后，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发现，34岁左右的精壮劳动力最易选择新就业形态，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收入高和时间自由。但平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培训机会，长此以往将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阻碍他们提升人力资本。最后提出政策启示：政府应着力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服务于工业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四个发展阶段，不断提升自身对交通运输需求的适配性，为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坚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下交通强国的主要特征包括提升交通运输质量、织密交通网络以及发展可持续交通。建设交通强国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立足于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立足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立足于筑牢现代化物质基础，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立足于维护和平与发展。为了充分发挥交通强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需要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交通运输空间布局，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完善跨境交通系统。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有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现象,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有经济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国有经济既有和国外国有经济相同或相似的一般功能,也有相对于国外国有经济的特殊功能。各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动态演进的。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功能迄今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一个一致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国有经济功能价值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把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分为保障和引领两个维度,前者为一般功能,后者为特殊功能,造就了中国奇迹。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的时代化、具体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总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在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与改善民生等方面仍有不足,不能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因而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核心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需要坚持分层分类、市场化和对标国际标准等原则,通过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结构等来实现。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于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概念。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提出逻辑、理论内涵和多维意义，强调我国提出 “新质生产力”，导源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绩效以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导源于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的含义，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进行了内涵比较。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述，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概念提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意义，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