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或产业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介绍引进期和研究发展期。本文认为产业经济学较好地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多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最主要的是对中国国情缺乏考虑,未能对我国产业经济现象给出有说服力解释的理论创新;在我国,有分量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性规制研究不多;产业经济学需要回应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挑战;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依据虚拟经济理论,分析了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及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机理,通过构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三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分离了虚拟经济中的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中的虚拟经济,在此基础上,测度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的总量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总量;考察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别对就业、税收和投资等的宏观经济影响。理论分析认为,虚拟经济的基本部门是金融和房地产,其自我循环指在金融和房地产内部以自行增殖为目的的、脱离以实体经济为价值决定的虚拟资本的独立化运行。实证检验
发现:美国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膨胀显著,对自身的关联性高企,而对以制造业为主的第Ⅰ类实体经济关联性渐弱,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第Ⅱ类实体经济关联性持稳。虚拟经济对经济总体的影响力和感应度呈反向变化,与之相对,第Ⅰ类实体经济的影响力感应度明显减弱,第Ⅱ类实体经济则相对平稳。另外,基于增加值结构的宏观效应表明,虚拟经济投资引力和税赋压力优于实体经济,但带动就业的效果有限。

经济剩余范畴招致了诸多质疑与反对,并且,巴兰和斯威齐似乎也并未完全理解经济剩余的所有理论意涵。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实际运行的角度考察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了考察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动力的决定性因素,有必要超越纯粹比较性的分析框架,采用动力学框架才有可能领会经济剩余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并且才能理解它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的地位。因此,文本从比较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的角度,探讨了资本积累(以及利润率水平) 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有助于厘清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垄断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有关的一些理论难题。

因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坚持“国家统治” 的政治本质,又充分认识到国家履行其社会职能的基础重要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本文的主要目标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出发,理清国家治理问题的内在历史发展逻辑,探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指导意义。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持久性研究主题。但是,在当代经济增长文献中,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劳资关系却关注不多。这削弱了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劳资关系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在一个由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发展而来的动态非均衡的一般增长模型中,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传统,将劳资关系纳入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劳资关系下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运动,并说明了不同类型的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当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应当构建合作高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以保证技术进步带来的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很多人知道《资本论》的结论,却不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很多“马克思主义” 学者接受唯物的世界观,却不接受唯物的历史观。这个挑战引出了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深刻提问:拒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基于《资本论》中有关方法论的种种误读,笔者引申出四个方面的问题域:第一, “研究”和“叙述”的方法区别;第二,《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第三, 《资本论》的方法论源头;第四,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不懂《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价值转型理论” 和“劳动价值论” 被误读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逻辑实证主义以及证伪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经济学虽然崇尚“实证” 精神,但其唯心史观的方法论阻碍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但唯物主义者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资本》第一版在1867年出版后,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大量调整和改动,并于1872年出版了第二版。本文介绍了马克思《资本》的结构的演变,对比了第二版与第一版的差异,包括对附录和标题的改动、新材料的加入以及对新章节的安排。本文详细探讨了第二版中对价值形式所作的四个层次的叙述的变动,分析了第二版新增的第四节“拜物教” 的主要内容。文章着力揭示黑格尔逻辑学在马克思谋篇布局时的作用。文章认为,第二版对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改动较之第一版对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因而建议对照阅读第一版。

经济发展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发展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一个重要分支。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 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历史考察,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历史和逻辑分析,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与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相比,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更加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是其理论底色;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是其本质特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其根本立场;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其主要内容;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 是其工作主线; 运用辩证方法做好经济工作, 是其思想方法。 这六个维度构成相互
联系、 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快速增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然而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阶段性特征, 推进中国由大到强的关键转变, 也是抓住世界大环境变革机遇, 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转变。 高质量发展正在掀起我国经济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带来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革命。2018 年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内讨论热点, 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阐释, 然而现有文献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高质量发展的较少, 基于此, 本文力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即高质量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 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统一。 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解决生产力内部要素的矛盾, 以推进生产力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民国 “黄金十年” 经济高增长之际, 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 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 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直至谢幕。 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 初期通胀严重; 但通过土改, 仅用1 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 其中的关键机制是, 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 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 货币折实、 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 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 “实物本位” 和 “劳动吸纳货币” 的币制特征, 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 “人民之币” 的政治经济学属性。 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 不仅显著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 “投机吸纳货币”, 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 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传统贸易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均认为贸易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 通过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提高。 当然,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递减、 完全竞争市场等严格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对原始模型的假设进行修正, 即考虑到产业具有保留性, 后来者通过学习技能能够实现追赶的情形, 就会发现贸易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 对一国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 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在某些条件下是一种零和竞争的结果。 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冲突使各国频繁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应对贸易引发的竞争。 当前, 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内在动机可以看出,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会有更多的产业与美国在贸易领域展开竞争。 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被竞争关系取代, 遏制中国的崛起与赶超, 同时为美国能够在中国发展中谋取更大的利益, 是美国的现实诉求。 如果美国无法达到这一既定战略目标, 中美贸易战就有可能一直处于持续并升级的重复博弈之中。 据此,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我们应保持强大且理性的战略定力, 制定符合多重博弈特征的博弈应对策略。

新时代背景下, 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业已成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基本要求。 本文从总量、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共享六个维度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重构, 并采用熵值法测算了1999—2016 年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 结果表明, 以往时期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在逐步上升的同时存在着发展不稳定、 不充分、 不协调、 不平衡等异质性问题。 另外, 运用熵值法与均等赋权法分别对 “十三五” 时期与 “十四五”时期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发现, 新时代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在呈现出向好趋势的同时, 尽管省际异质性仍将存在, 但体现统筹发展的均等赋权方式将利于差异的有效缓解。 为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 应将控制经济总量相对增速作为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切实改变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的基础上, 实现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统筹发展。

本文利用对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揭示出有关网约车司机群体及其工作状况的基本情况, 并分析了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调查发现, 网约车司机具有不稳定劳工的典型特征, 他们脱离了保障雇佣关系的传统制度框架, 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 网约车平台扮演了 “现代包买商”的角色, 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 并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 本文认为, 网约车平台至少与全职司机构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

新中国70 年金融业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 从50 至70 年代计划体制下封闭的金融体系, 到70 年代末以来, 改革开放背景下金融业的企业化、 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发展定位, 最终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传统迈向现代,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 体现了70 年来中国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和诱致性, 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特点。 企业化、 市场化和国际化既是金融业改革发展和历史演进的结果, 同时也是70 年后金融业再出发的起点。 围绕这些方面的深化改革和软硬制度建设, 是金融业从大到强, 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金融业的制度变迁, 具有方法论和战略意义, 不仅是历史问题, 更是现实问题。

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 美国将中国制造愿景肆意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无端指责其排斥别国, 这种谬论在国内也有市场, 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有意隐瞒了其在科技发展上强有力国家干预的真相。 在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和中国制造愿景中, 制造业创新中心都是核心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中美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比较研究, 揭示出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在政府干预的程度和实施措施上要比中国制造愿景更加具体和周密详细, 美国的指责实际上更适合于其自身。事实上, 目前的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世界上实施最强有力政府干预的国家, 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是美国战后 “发展型网络国家”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美国有意隐瞒这种真相目的就在于推行 “按美国所说的去做, 而不能按美国所做的去做”,它肆意歪曲和无端指责中国制造愿景充分暴露了其强权逻辑。 我国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愿景在广度、 深度、 力度和凝聚度上都与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存在某些差距, 但在借鉴其有益经验的同时, 也要看到美国 “发展型网络国家” 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建立比美国更加集中高效的 “举国体制”, 推动中国制造愿景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沿着贸易逆差→赤字融资→债务可持续性这一线索展开分析, 在贸易逆差和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行为之间建立逻辑联系。 对于美国来说, 贸易逆差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 但是逆差的长期维持及其好处的实现依赖于美元的国际地位。 维持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所在。 为此, 需要通过重构全球经贸投资规则、 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 主导现有的国际分工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未来的国际竞争态势和利益分配。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 美国政府的政策手段会越来越多地突破贸易领域, 会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各种极端的非经贸政策手段。 为达成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协议或规则,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政府的策略性手段, 在双边经贸关系中迫使贸易伙伴做出更多让步,在多边关系中协调其他国家在全球性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

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但其具体的实现路径还有待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我国农业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 基于土地流转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它仅仅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而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适度规模经营才是农业生产效提升的充要条件。 为此, 新时代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重心应从推进土地流转向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变, 这对丰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 把握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新形势和完善农业实现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体系等具有重大意义。 而系统梳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涵特征及相关政策演化可以发现, 已有研究尚不能满足有效指导农业改革发展实践的需要, 但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创造了新的研究空间。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探索全民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 40 年国企改革的历史警示我们,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极具风险性, 要确保其成为国有企业凤凰涅槃、 展翅腾飞的全民产权有效实现形式, 避免其成为葬送国有企业的私有制经济实现形式。 要客观辩证把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性、 目的性、 共融性和风险性, 防止因私有产权进入而改变全民产权性质。 要客观辩证认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意义和局限性, 跳出行政权力收放的思维窠臼。 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必须深刻把握 “两个做强做优做大” 的改革总目标和 “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方针, 坚守防止颠覆性失误的底线原则, 选择正确的改革可行方案和举措。

本文旨在对2018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展进行梳理和总结。 在基本理论方面, 我们主要报告价值理论、 非统一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理论、 劳动力价值理论、 剥削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宏观动态五个方面。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方面, 本文则重点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金融化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四个领域。 同时本文也将以 “一刊三会” 为线索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8 年的理论进展进行专门讨论。

为抵挡利润率下降趋势,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 收入因而由劳动向资本转移, 其内部积累矛盾激化推动了以国际垄断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 最终引起美国制造业 “空心化” 及中美贸易失衡; 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垄断和金融垄断特征与全球化形成合力, 加深国际剥削, 使收入分配空前悬殊, 构成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根源; 危机后的衰退周期更使积累条件趋于恶化, 美国国内中小资本及中低端劳动者利益进一步受损, 国际阶级矛盾凸显。 美国对华 “贸易争端” 是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 更是美国维护其垄断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动; 中国应立足于破解技术垄断和金融垄断,防止过度金融化,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探索打破资本主义垄断发展格局的新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 是以人民为中心、 以绿色发展为手段, 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我国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也面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着眼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指向,要从推进绿色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 促进资源节约、 营造生态文化氛围等方面来构建其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