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蕴含了“技术—资本—国家”的三重逻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反映。技术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国家逻辑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整体。其中，资本逻辑凌驾于技术逻辑和国家逻辑之上。从技术逻辑来看，美国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持全球科技霸权地位而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危机，扩大了全球技术鸿沟，导致当代经济全球化陷入技术困境之中。从资本逻辑来看，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全球膨胀，资本陷入了自身所致的发展困境之中，表现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国家逻辑来看，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性与有效性，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矛盾。技术困境、发展困境、治理困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是无解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需要引导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金融化反映了信用货币体系下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相背离的趋势，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背离和实体利润越来越多地分配至金融机构。基于马克思主义信用、就业理论的分析表明，在就业总量上，金融化会抑制现实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规模收缩并且单位可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就业整体下滑。在就业结构上，金融化带来的金融资本积累使金融业就业经历了从扩张到饱和与高技能化的过程，实体行业则由于现实资本积累的停滞而劳动力需求大幅缩减，同时，其行业工资由于劳动者的激烈竞争而下降，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向金融业；在实体行业中，新兴行业在金融资本的估值逻辑下受影响较小，传统行业就业则下滑较为严重；金融化对私营企业就业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基于2008—2021年省级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上述分析。当前的稳就业政策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共同积累，着力稳定传统行业和私营企业就业以弱化前期的负向影响，防范高技能劳动力“脱实向虚”。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生活状况，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消灭了贫困的富裕，不是平均（同步同时同等）富裕。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指标，贫困是否消除、需要是否满足才是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基本指标。实现共同富裕是长期过程，需要经过若干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条件和措施是有差别的，先要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必要条件，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实行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才能最终实现的长远目标。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资本积极作用的发挥，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能为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创造必要条件、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从根本上来说，在新发展阶段合理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改革完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发挥政府合理有效的调控作用。

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有多个维度，从发展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尊重人民选择，坚持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五位一体”和“四化”同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为人类走向现代化展现了美好前景，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做好八项工作，包括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高质量发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等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党的二十大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要求，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经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19—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2012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2年一)四个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使命的要求，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三部分组成。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导致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业在外循环中的中低端锁定等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国民经济循环是以单个资本循环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循环与以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循环的有机统一。科技创新能在微观层面保障产业资本的三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连续性，同时不断提升产业的价值链地位；能在宏观层面保障社会再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既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循环流转，又持续提高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要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一是推动产业链外循环中风险系数高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不断链；二是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三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美国经济治理的失灵根源于其经济基础中对抗性矛盾的激化，两党互斗的政坛乱象不过是经济基础中激化的矛盾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逐步呈现金融化趋势，不仅恶化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也侵蚀着技术创新的产业根基，导致美国国内产业资本积累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面临巨大的断裂风险，这成为引发美国国家经济治理失灵的直接原因。从历史长周期视角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边界。三重矛盾的累积深化严重挤压了美国经济治理的政策空间，使其陷入顾此失彼的制度性失灵。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主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拓展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和理论的演进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回溯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创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上的纵深发展及其理论贡献，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必须牢牢把握而 不能偏离这一主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措施,都要有利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培 养体制等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上层建筑领域的 改革等,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于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概念。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提出逻辑、理论内涵和多维意义，强调我国提出 “新质生产力”，导源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绩效以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导源于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的含义，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进行了内涵比较。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述，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概念提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意义，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

本文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思想和新卡莱茨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 WIOD数据库估算了2000—2014年29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研究了资本主义产 能过剩及经济危机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纳入一般利润率的产能利用率,能有 效识别出经济危机爆发对过剩产能的强制性毁灭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利用率 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中国相对较 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效防范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 短期内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在长期中则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劳动收入份额提 高对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则有显著 正向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会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在短期内不利于发达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发达国家更易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内生恶性循环中。

本文以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为视角，剖析数智时代劳动者分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的生产社会化使资本主义分工突破了以工厂、企业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形式，导致劳动者分化现象。这一分化并非单纯源于技术进步或个体技能差异，而是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社会生产中的扩展结果：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生产资料间接指挥低技能劳动者，形成“指挥-服从”的生产过程，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积累逻辑的延续。该结构短期通过外包、弹性雇佣等方式转移劳资矛盾并提高资本利润率；长期则加剧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与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我国需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优化教育导向等措施化解矛盾，避免陷入劳动者分化导致的困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需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理解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回顾总结30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年政策演进的表层演进轨迹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深层演进轨迹是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通过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以走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与外部市场有机衔接的市场现代化过程。实践创新涵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对外开放深化、市场体系建设以及政府规制改革。理论创新体现在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优势、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优势、 “一种资源、一个市场”的功能优势以及“有效市场”与 “有为政府”的协调优势上。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在于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体系,路径重点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机衔接、实现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赋能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协调性以及以法治维护和保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文通过把空间引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探索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商品本身的生产和商品的空间转移均属于生产领域，后者通过影响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规定性进而影响商品的价值。考虑空间因素之后，商品的价值可分为两部分：生产价值和空间价值。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技术竞争，还包括空间竞争，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空间均衡与失衡的动态。政府是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变革空间格局，影响生产者的竞争行为和市场竞争状况。拓展价值理论的空间维度，对于发展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在此情形下，各界关于如何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不仅改变了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对于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解，而且形成或发展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本文对这三种理论关于政策协调的主要思想与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对比。三种理论在主要目标、主要工具、核心机理以及可行性上均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说，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注重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等短期稳定目标。与之不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不仅注重加强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强调加强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目标。当前中国经济除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还存在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街等深层次问题。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对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适用性更强，可以为未来我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经验考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实施政府干预的就业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应充分考虑本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就业问题的周期性特点，以总需求扩张和就业岗位创造为首要手段。同时，就业优先政策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调控手段，兼顾就业创造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应探索实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支持计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形成了以基于网络2.0技术的社交媒体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传播体系。传播政治经济学高度关注网络2.0时代传播体系的即时性、参与性、分布式等新特征，从网络中心主义批判、数字劳动研究、产消者分析、互联网民主潜能异化、数字媒介物质性等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系统梳理网络2.0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于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窥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数字化危机趋势，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将为我国现阶段引导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有序发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