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金融化反映了信用货币体系下金融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相背离的趋势，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背离和实体利润越来越多地分配至金融机构。基于马克思主义信用、就业理论的分析表明，在就业总量上，金融化会抑制现实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规模收缩并且单位可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就业整体下滑。在就业结构上，金融化带来的金融资本积累使金融业就业经历了从扩张到饱和与高技能化的过程，实体行业则由于现实资本积累的停滞而劳动力需求大幅缩减，同时，其行业工资由于劳动者的激烈竞争而下降，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向金融业；在实体行业中，新兴行业在金融资本的估值逻辑下受影响较小，传统行业就业则下滑较为严重；金融化对私营企业就业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基于2008—2021年省级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上述分析。当前的稳就业政策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共同积累，着力稳定传统行业和私营企业就业以弱化前期的负向影响，防范高技能劳动力“脱实向虚”。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本文以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为视角，剖析数智时代劳动者分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的生产社会化使资本主义分工突破了以工厂、企业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形式，导致劳动者分化现象。这一分化并非单纯源于技术进步或个体技能差异，而是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在社会生产中的扩展结果：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生产资料间接指挥低技能劳动者，形成“指挥-服从”的生产过程，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积累逻辑的延续。该结构短期通过外包、弹性雇佣等方式转移劳资矛盾并提高资本利润率；长期则加剧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与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我国需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优化教育导向等措施化解矛盾，避免陷入劳动者分化导致的困境。

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思想和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存量—流量一致模型 (SFC) 分析方法, 考察债务—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 梳理了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六个主要支柱, 阐述了影响其主要支柱变化的因素与机制;考察了其霸权性质的具体表现, 即美国国债国际实际利息支付下降与美国国际投资头寸中资产端相对负债端的超额收益率现象。 进一步测算出美国从2006 年一季度至2022 年四季度, 超额收益率在国际收支总头寸平均值为0.397%, 直接投资头寸平均值为0.999%。 当前, 美国实体经济弱化、 美元和美国国债国际使用度下降等关键因素的变化使得债务—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霸权地位发生动摇。 未来我国应该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深入推进，我国也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指向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增效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本文全面梳理了新型工业化相较于传统工业化的新特征，指出政府与市场赋能新型工业化并非线性、完全排他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赋能逻辑，强调市场作为一种“自组织”力量与政府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在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协同配合。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际出发，避免陷入“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不实施产业政策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等话语窠臼。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经验考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实施政府干预的就业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应充分考虑本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就业问题的周期性特点，以总需求扩张和就业岗位创造为首要手段。同时，就业优先政策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调控手段，兼顾就业创造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应探索实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支持计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正>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逄锦聚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出版,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探索。一、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因而该书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创新性探索。因此,该书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

本文基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构建全球税收治理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税收协定网络演进的阶段和影响机制。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结构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转变，并逐步向多边税收治理模式转型，其本质是新兴经济体通过重构税收协定网络，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垄断和传统依附关系，推动全球治理由单向剥削向多极博弈转变，印证了资本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权力再平衡之间的深层互动逻辑。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地理邻近性等因素，是影响国家(地区)间税收协定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跨境避税新挑战，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构建多边税收治理的积极力量，对于协调全球税收治理和建立新型国际税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运用数学方法来表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科，其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以数学方法为工具，有效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存在本质差异。政治经济学在“假设”层面基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令生产资料所有制外生决定分配关系；在“模型”层面除了考察相对价格、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之外，还基于劳动价值论形成价值体系及其相关模型；在“结论”层面主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其经济系统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经济波动并非来自外生冲击。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解决数理模型、数据计算、实证研究三大问题，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未来可从所有制、分配、经济体制、市场、政府、产业经济、空间经济、开放经济、资源环境经济、生产力等十个维度进行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本文针对学界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上存在的争论和分歧，回归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思路，明确了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相契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包括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且具有阶段性，这为确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彰显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导致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业在外循环中的中低端锁定等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国民经济循环是以单个资本循环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循环与以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循环的有机统一。科技创新能在微观层面保障产业资本的三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连续性，同时不断提升产业的价值链地位；能在宏观层面保障社会再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既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循环流转，又持续提高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要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一是推动产业链外循环中风险系数高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不断链；二是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头雁作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三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商品价值从而劳动时间在货币上的独立表现，给社会生产施加了货币约束，它的边界随着货币形式与货币数量的内生发展持续变化，表现为货币金字塔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动态进行的扩张与收缩。国家承担着维护货币品质和货币流通、规训货币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对货币政策机制及其效果的考察需要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货币与信用、正常时期和危机阶段、货币危机不同类型等结构性因素，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原理与有效性也不尽相同。然而，社会生产的货币约束和货币关系的固有矛盾绝不会因为货币形式、数量的发展和国家货币政策的干预而消除，它们为货币改革设定了天然界限

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有多个维度，从发展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尊重人民选择，坚持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五位一体”和“四化”同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为人类走向现代化展现了美好前景，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做好八项工作，包括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高质量发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等等。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明确其内涵与特征。经济学知识按效用属性可分为实证性、规范性、政策性知识，按适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性、类型性、地方性知识，按表达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坚持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诠释中国经验、具备原始创新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多元的综合知识体系，呈现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推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治理体系的系统变革。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一个由资本形态的主导逻辑、 资本运动的扩张逻辑和资本统摄的权力逻辑等组成的辩证理论体系。 通过重构传统资本职能机制,将中小资本纳入垄断平台生态圈以及重塑剩余价值分配秩序, 数字资本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形态。 数字资本扩张表现为基于数字平台的规模和空间双重维度扩张, 规模决定了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空间为规模扩张提供活动场域, 规模与空间扩张互联互促。 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权力, 在经济领域体现为支配、 操控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权力, 在非经济领域则衍生出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 由此构成数字资本的权力光谱。 我国现阶段既要引导数字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对数字资本加以规范和约束, 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现代社会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的方式或依据不外乎三种：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三种制度逻辑内嵌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回顾新中国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站起来时代(1949—1978年)、富起来时代(1979—2012年)、强起来时代(2013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市场激励、政府调节、社会规范三元逻辑不断互动演进，并趋于融合。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或政府单一逻辑难以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社会逻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在改革效果上较好地调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进而持续提高人民生产参与的平等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新时期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要着力推动市场、政府、社会三元逻辑的融合和平衡，坚持发展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生产增长和分配公平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在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技术进步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会缩短劳动时间，而后者则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极大地缩短劳动时间。针对马克思—凯恩斯劳动时间命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并使用计量方法加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独特的2001—2017年行业劳动时间面板数据，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需求下降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的行业，在需求下降冲击后，越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高资本有机构成行业相对于低资本有机构成行业，劳动时间在金融危机后平均增加了0.8个小时。本文的结果在更换度量指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利润率、市场势力与产业后备军是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劳动时间的三个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马克思的理论假说，而不是凯恩斯的。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加剧了制造业的缺工现象。为探究哪些人更倾向于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及其选择原因，首先，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就业形态的本质，发现资本通过算法等手段加强对劳动的控制，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它通过分享制、时间自由等形式掩盖了剥削，以吸引劳动者。然后，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发现，34岁左右的精壮劳动力最易选择新就业形态，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收入高和时间自由。但平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培训机会，长此以往将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阻碍他们提升人力资本。最后提出政策启示：政府应着力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垄断作为生产条件的能源来控制社会化生产方式，建立了能源帝国主义这一新的霸权形式。能源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及其组织、动员和运行塑造的社会权力衍生出的社会形态，其时代特征仍然服从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能源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次级驱动力，贯彻了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方式的逻辑，贯穿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全过程，指明了生产方式演化的新方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针对能源帝国主义提出应对策略，一方面要通过价值革命破除垄断资本逻辑下的能源可再生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剩余的国际共享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