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研究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本文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思想和新卡莱茨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 WIOD数据库估算了2000—2014年29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研究了资本主义产 能过剩及经济危机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纳入一般利润率的产能利用率,能有 效识别出经济危机爆发对过剩产能的强制性毁灭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利用率 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中国相对较 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效防范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 短期内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在长期中则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劳动收入份额提 高对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则有显著 正向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会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在短期内不利于发达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发达国家更易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内生恶性循环中。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必须牢牢把握而 不能偏离这一主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措施,都要有利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培 养体制等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上层建筑领域的 改革等,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考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协调城乡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其积累模式与掠夺世界的方式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当前的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必将被更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

“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与“全面小康社会”接续的、提档升级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共同富裕体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需要把握其内涵特征，包括全民性与全面性、共创性与共享性、渐进性、差异性，以及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性。本文在总结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一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汇聚共同富裕的“合力”;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活力；三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四是以乡村振兴着力补齐共同富裕的“短板”;五是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主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拓展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和理论的演进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回溯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创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上的纵深发展及其理论贡献，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于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概念。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提出逻辑、理论内涵和多维意义，强调我国提出 “新质生产力”，导源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绩效以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导源于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的含义，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进行了内涵比较。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述，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概念提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意义，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

为了对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公有经济的演变进行回顾总结和比较研究，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全球坐标和历史向导，本研究表明公有制和私有制各有优势和局限，根据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作用和结构各有不同，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总体趋势。公有制有必要扶持保护，需要防止被误导，但关键在于自身的创新发展。相比对资本的直接管控，更应注重如何通过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中国是世界上公有制经济体量最大和发展成就最大的经济体，全球范围内没有太理想的参考经验，应有中国自信，立足于本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中国道路是在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新时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共同富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中国实践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遵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共同体与个人协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高度统一。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境界，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策范式导向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分工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劳动关系与资本—资本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全球分工格局不断演化，但是相应理论的发展却逐渐缺失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NIDL)讨论发达国家资本转移的原因，但未涉及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问题。脱胎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全球商品链(GCC)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则完全忽视资本—劳动关系，只描述企业间不对等关系的现象，彻底与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割裂。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虽复归了资本—劳动关系分析，深入讨论地方性的劳动过程，但也没能充分衔接劳动过程与资本积累，更遑论分析其对国际分工现象的影响。本文指出，调节资本概念对资本再生产条件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补充资本之间权力分化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分析应当充分融合地方性因素塑造的劳动过程、基于地方性再生产条件形成的资本差异化积累能力，以及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左翼阵营中出现了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创性、逻辑的正确性和当代的适用性的分歧。本文对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对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研究做了批判性借鉴，而且具有自身的原创性，其方法论、逻辑和主要内容不存在反对者所谓的严重缺陷。结合帝国主义的当代发展，本文指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仍然适用，具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本文针对中国的“增长—分配之谜”，即增长奇迹与没有两极分化及社会长期稳定并存，并从中印比较中概括出中国收入差别五方面结构性特征，即城乡内部差别大致适度、“乡高城低”型低差别城镇化、城乡差别过大但避免贫民窟、总体差别呈结构性过大及“倒U形”转折轨迹。进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了中印两国收入差别呈如此不同特征的原因，证明正是中国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及其相关具体形式的特色基本经济制度，才决定了中国收入差别持续呈现如此五大特征，并进而形成“增长—分配之谜”。因此，提出中国“增长—分配之谜”，发现中国收入分配差别五大结构性特征，并运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形式决定分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恰当阐释了五大特征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等等，便构成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

法国调节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以“调节方法”为分析工具，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一个历史过程予以考察。在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中，法国调节学派处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审视法国调节学派的成果和新进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进，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在制度形式、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等构成的概念体系中得到证明，而五类危机也蕴含其中；不同代际学者的研究有较强的延续性，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等问题为20世纪学者所关注，而强调国家在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21世纪的重要理论转向。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强调历史归纳、坚持矛盾分析法，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 人类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各有四次。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形成新质生产力, 使生产方式有一个质的飞跃。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使工业的形态、 组织方式、 规模发生质的改变。 世界工业现代化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科技创新是推动工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质量提升是工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产业升级是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工业现代化的演进趋势呈现出非线性。中国式工业现代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的不同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是由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受到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 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酝酿的今天,中国式工业现代化要真正实现, 就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建立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构建完整、高效、 科学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本文对全劳动生产率(TLP)的提出、发展与测算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之后在理论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和TLP进行了对比，并以CIP数据为基础测算了1981—2010年中国37个行业的TL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比较发现，不同方法测算TFP增长率所得结果在具体数值和分布上均有较大差异，并且数据间隔时长或缺失时长的增加会导致TFP增长率的低估；而TLP的测算是以全劳动量的计算为基础，其绝对数值不会随着方法的选择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而产生较大差异，因此结果更为稳健。除此之外，本文具体分析了通过CIP数据测算所得的1981—2010年37个行业的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8个行业大类对TLP增长的贡献率，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在此情形下，各界关于如何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不仅改变了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对于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解，而且形成或发展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本文对这三种理论关于政策协调的主要思想与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对比。三种理论在主要目标、主要工具、核心机理以及可行性上均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说，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注重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等短期稳定目标。与之不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不仅注重加强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强调加强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目标。当前中国经济除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还存在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街等深层次问题。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对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适用性更强，可以为未来我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有益的参考。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考察拉美与美国发展差异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拉美与美国发展差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拉美严重不平等的大地产制难以为工业品提供足够的市场，不利于吸引欧洲移民及培育民主精神，难以加强各地的经济贸易联系。美国北部较平等的小土地所有制有利于吸引欧洲移民并有助于民主精神的培育，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贸易联系，培育了制衡南方种植园主的新阶级力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大资产阶级。上述影响差异在独立战争之后进一步体现为两者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在拉美是分裂、战争、考迪罗、土地日益集中与自由贸易政策，在美国则是联邦制、发展、三权分立和《权利法案》、西进运动与贸易保护政策。从拉美与美国发展历程的比较可以发现，拉美之所以未能成功跨越“陷阱”,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直持续至今的严重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从长期来看，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国民财富外流、国内消费能力萎缩、贫富差距扩大与地方分离倾向加重等严重后果。

 党的二十大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要求，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经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19—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2012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2年一)四个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使命的要求，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三部分组成。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2022年，学界为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本质特征、开启的文明新形态，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形成系列代表性观点和成果。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未来发展方向，迫切需要深度理解和认识其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核心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逻辑。历史和现实逻辑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两个阶段，现在正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迈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谁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率先取得突破，率先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谁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我国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作为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美国经济治理的失灵根源于其经济基础中对抗性矛盾的激化，两党互斗的政坛乱象不过是经济基础中激化的矛盾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逐步呈现金融化趋势，不仅恶化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也侵蚀着技术创新的产业根基，导致美国国内产业资本积累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面临巨大的断裂风险，这成为引发美国国家经济治理失灵的直接原因。从历史长周期视角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边界。三重矛盾的累积深化严重挤压了美国经济治理的政策空间，使其陷入顾此失彼的制度性失灵。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股东至上主义认为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绩效应当由利润率等指标来衡量；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债权人、员工和政府等向企业投入物质或人力资本并获取收益的产权主体都不能被忽视。本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评估了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总收益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研究发现，当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其持股比例不超过50%时，国有资本的引入既改善了效率又改善了分配，而且企业总收益的增加更多地体现为员工收益的增加；当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其持股比例超过50%时，虽然员工收益占总收益的比例有所改善，但其绝对收益却有所下降。此外，当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其持股比例不超过50%时，引入国有资本在提高员工收益的同时并不会降低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的收益，达到帕累托改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包括民营资本入股国有企业、员工持股，也包括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实证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适当地引入国有资本能够在企业内部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远合作来提高效率、改善分配，在企业外部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形成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