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中，证明了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结果会使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比恰好等于它们的价值之比。资本家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目标，和追求商品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一致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在行业之间流动的推动力。只有社会分工结构中各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此时商品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资本家选择专业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协调社会生产分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在经济部门之间分配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微观视角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成立，并阐明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要求利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同时也必须直面内外部发展环境中的矛盾叠加、 风险汇集问题。当前安全概念不仅囊括了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传统内涵, 更增加了社会治理、 利益协调、 瓶颈突破、 制度运行平稳、 突发状况处理等多重维度。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的科学方针, 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经济建设中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新安全格局在保障新发展格局时需要内外兼修以防范两个市场带来的交叉风险,尤其注重增强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内大循环,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强化循环韧性,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掌握历史主动、 实现自立自强。

国际分工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劳动关系与资本—资本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全球分工格局不断演化，但是相应理论的发展却逐渐缺失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NIDL)讨论发达国家资本转移的原因，但未涉及资本积累能力差异化问题。脱胎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全球商品链(GCC)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则完全忽视资本—劳动关系，只描述企业间不对等关系的现象，彻底与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割裂。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虽复归了资本—劳动关系分析，深入讨论地方性的劳动过程，但也没能充分衔接劳动过程与资本积累，更遑论分析其对国际分工现象的影响。本文指出，调节资本概念对资本再生产条件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补充资本之间权力分化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分析应当充分融合地方性因素塑造的劳动过程、基于地方性再生产条件形成的资本差异化积累能力，以及两者间的辩证关系。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分配制度改革和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情况，分析了第三次分配与慈善的区别、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区别、第三次分配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第三次分配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多渠道的慈善捐赠、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多样化的公益活动等为主要内容，是各类社会主体自愿进行财富资源、技能服务等向需要帮助群体转移的分配方式，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收入分配体系，对物质、精神、生态文明的全面共同富裕发挥促进作用。发展第三次分配应处理好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坚持内容创新和加强监管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机制的协同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良好风尚。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对如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用文献分析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实现条件、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总结了党100年来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为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继承、发展、创新和检验。

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有多个维度，从发展道路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尊重人民选择，坚持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五位一体”和“四化”同步，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在鲜明的中国特色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为人类走向现代化展现了美好前景，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做好八项工作，包括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高质量发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等等。

 党的二十大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要求，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经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19—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2012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2年一)四个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使命的要求，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三部分组成。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在许多场景中已超越了传统机器的角色，展现出与工人竞争的“新劳动者”特质。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了资本控制与支配劳动的新手段。人工智能的当代应用不会消除人类劳动，而是拓展了劳动形态。剩余价值仍然只能由剩余劳动创造。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雇佣劳动、零工劳动、产消劳动共同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酝酿了一场持久而巨大的新危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受人工智能影响后的生产机制，将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必须牢牢把握而 不能偏离这一主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措施,都要有利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培 养体制等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上层建筑领域的 改革等,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其提出具有时代重要性、现实基础性与历史必然性。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工作主线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强调供给侧的同时关注需求侧，侧重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重视角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实现过程中主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具有动态性、可持续性、关注群体差异、地方良性互动、以人为本、开放性等特征。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抓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抓好存量和增量“两只手”,抓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只手”,抓好农村和城市“两只手”,抓好人口和产业“两只手”,抓好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两只手”。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对于起主导作 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分析为既定理论前提,根据俄国农村公社所处 的世界历史环境,具体剖析俄国公社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于它的各种力量而得出的 综合结论。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来否定《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也不能以《共产党宣言》和《资 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来否定东方落后国家存 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为东方落后国家指明的跨越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以社会主义和其他任何非资 本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继承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批判性地超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廓清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分析条件 和理论地位,为我们排除流行于国内外的重塑、重构、重建唯物史观等错误思潮 的影响,为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蕴含了“技术—资本—国家”的三重逻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反映。技术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国家逻辑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整体。其中，资本逻辑凌驾于技术逻辑和国家逻辑之上。从技术逻辑来看，美国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持全球科技霸权地位而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危机，扩大了全球技术鸿沟，导致当代经济全球化陷入技术困境之中。从资本逻辑来看，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全球膨胀，资本陷入了自身所致的发展困境之中，表现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国家逻辑来看，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性与有效性，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矛盾。技术困境、发展困境、治理困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是无解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需要引导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文以从形成经济增长奇迹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为主线，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方面提炼和总结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改革开放2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掀起一波热潮，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又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学界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表征进行了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等角度进行了概括和提炼。中国经济学家还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形成，认为其主要得益于一些特殊优势，主要包括阶段性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在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具有与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苏联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不一样的特殊增长条件、增长因素、增长路径、增长动力、增长机制，所呈现出的超常持续增长态势。中国学者的贡献在于，立足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逐步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框架，立足于问题导向的、长时段的、全面的历史分析，开始形成自己的解释。另一方面提炼和总结了中国学者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对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不是进行某一方面的评价，而是要进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为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导向。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包括标准体系、指标体系、统计体系、政策体系、绩效考核体系、政绩考核体系六大体系。高质量发展模式要实现通过创新驱动使得经济结构在许多领域实现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升级、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新动能培育、新发展格局构建、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开放等重大问题。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考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对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协调城乡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其积累模式与掠夺世界的方式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三个历史时期。当前的数字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其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必将被更加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学界对 《 穆勒评注》 的研究多聚焦于交往异化问题, 然则还可从下述维度解读: 《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考察私有财产货币形式的历史生成过程、 对货币本质之谜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文本。 在 《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基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揭示, 批判了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错误货币观, 运用辩证法揭示了货币范畴的历史性, 将其本质聚焦到对价值范畴的理解上, 表明货币是价值生产的产物。 《 穆勒评注》 暗含了对货币本质的科学思考, 借助这一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中进一步澄清了 “价值”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具有社会性的私人劳动” 的表现形式, 是 “需要被迂回表现的劳动时间”, 即劳动和产品互相交换的普遍中介。 “价值” 通过形式运动, 从简单价值形式直至发展为货币形式, 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继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由此解开了货币本质之谜。

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着财政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路径。 财政所具有的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重属性使其能够体现上层建筑意志、 巩固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促进生产力发展, 具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 生产力机制两个基础机制, 以及合力机制、 调节机制两个集成机制。 财政综合发挥多重机制作用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持续造血性、 全局联动性、 与时俱进性、 稳健可控性的特点, 凝结了价值导向、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 改革导向的重要经验。 多维度、 多层次机制作用及重要经验对新阶段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系统观念构建多维度的新时代国家理财学, 有助于发展重视财政多重机制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近年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发展趋势”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其核心议题是“经典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已经过时”，且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追溯历史，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机器创造价值”“经典劳动价值论失效”等论断予以科学回应，并适时提出新解释、新观点。本文回顾经典，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以期澄清疑惑、提高认识，增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解释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研究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体现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统一体。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财税制度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托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梳理了财税体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机制及现实难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推动共同富裕的财税体制改革路径，指出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税制结构，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纵深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社会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推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主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拓展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和理论的演进过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回溯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创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上的纵深发展及其理论贡献，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制度调节学派的一支, 阿姆斯特丹学派以其独特 的理论框架, 基于全面控制思想、 “洛克中心地带—霍布斯竞争国家” 等概念体 系, 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构成及运行规律, 解读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资本 主义霸权扩张的过程和逻辑。 作者认为, 阿姆斯特丹学派理论从资本主义内部 竞争的视角, 为分析20 世 纪 以 来 自 由 主 义 的 演 化 与 危 机 提 供 了 独 特 的 理 论 视 角, 同时也为解读由新自由主义嬗变引起的新自由主义危机, 以及由新自由主义危机引发的次贷危机、欧美民粹主义困局等现实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本文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思想和新卡莱茨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 WIOD数据库估算了2000—2014年29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研究了资本主义产 能过剩及经济危机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纳入一般利润率的产能利用率,能有 效识别出经济危机爆发对过剩产能的强制性毁灭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利用率 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中国相对较 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效防范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 短期内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在长期中则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劳动收入份额提 高对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则有显著 正向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会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在短期内不利于发达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发达国家更易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内生恶性循环中。

法国调节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以“调节方法”为分析工具，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做一个历史过程予以考察。在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中，法国调节学派处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位置，审视法国调节学派的成果和新进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进，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可以在制度形式、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等构成的概念体系中得到证明，而五类危机也蕴含其中；不同代际学者的研究有较强的延续性，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主义等问题为20世纪学者所关注，而强调国家在调节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21世纪的重要理论转向。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兼顾经济和超经济因素、打通经济的微观与宏观、强调历史归纳、坚持矛盾分析法，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于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概念。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提出逻辑、理论内涵和多维意义，强调我国提出 “新质生产力”，导源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绩效以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导源于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的含义，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进行了内涵比较。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述，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概念提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意义，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左翼阵营中出现了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创性、逻辑的正确性和当代的适用性的分歧。本文对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对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研究做了批判性借鉴，而且具有自身的原创性，其方法论、逻辑和主要内容不存在反对者所谓的严重缺陷。结合帝国主义的当代发展，本文指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仍然适用，具体内容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为了对近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公有经济的演变进行回顾总结和比较研究，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全球坐标和历史向导，本研究表明公有制和私有制各有优势和局限，根据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作用和结构各有不同，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总体趋势。公有制有必要扶持保护，需要防止被误导，但关键在于自身的创新发展。相比对资本的直接管控，更应注重如何通过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中国是世界上公有制经济体量最大和发展成就最大的经济体，全球范围内没有太理想的参考经验，应有中国自信，立足于本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道路。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未来发展方向，迫切需要深度理解和认识其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经济思想史中的核心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逻辑。历史和现实逻辑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两个阶段，现在正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迈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谁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率先取得突破，率先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谁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我国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作为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①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断升温。与此前研究相比，近一年学术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实践基础、逻辑起点、逻辑主线以及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