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内含着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理论意蕴、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时代意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意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我国生产力发展模式依次经过了以物质积累为主导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数量增长为优先的粗放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三个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指向是：明晰生产力动力来源，以创新为主线激发新质生产力增长动力；立足生产力要素特征，以质优为关键布局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夯实生产力发展基底，以绿色为基调助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遵循生产力运动规律，以新型生产关系为保障反促新质生产力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现代社会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的方式或依据不外乎三种：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三种制度逻辑内嵌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回顾新中国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站起来时代(1949—1978年)、富起来时代(1979—2012年)、强起来时代(2013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市场激励、政府调节、社会规范三元逻辑不断互动演进，并趋于融合。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或政府单一逻辑难以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社会逻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在改革效果上较好地调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进而持续提高人民生产参与的平等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新时期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要着力推动市场、政府、社会三元逻辑的融合和平衡，坚持发展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生产增长和分配公平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自201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世界范围的主导趋势一致，都是增长放缓。有关增长放缓的解释，现有研究多种多样，基本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需求不足论，另一是利润率下降论。前者的关键在于辨认生产性投资的决定因素，后者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的分配，以及生产性部门创造利润的能力问题。如何判断这些解释的相对合理性，如何综合起来达至合理的系统解释，在学术上和决策上都是重大挑战。本文试图剖析这些解释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而厘清经济表现所涉及的结构和制度条件，探讨中国经济变革的未来方向。中国经济能否维持合意的增长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两种经济变革模式即生产导向模式与投机导向模式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整个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发展的决定因素，自21世纪初尤其是进入2010年代以来，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经济变革的方向。

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市场“分化”与“断裂”风险日渐凸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形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形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变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日益强烈，二者之间竞争博弈的张力撕裂全球治理秩序，引致全球治理困局下的全球化市场困境。高水平大国市场是大国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资源，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张之间循环累积所建立的内生报酬递增机制，进而实现创新激励、规模经济、空间集聚与本地市场等多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国内市场支撑新时代增长的条件，要在治理维度和实践维度谋求构建高水平大国市场的科学策略，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战略互动和融合。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不仅对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还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最早开展相关研究，并在利润率下降和价值实现两个研究维度形成了系列成果。新古典学派主要从供给侧进行研究，Feder-Ram模型和增广索洛增长模型的出现推动了相关研究朝着规范化和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凯恩斯学派主要从需求侧进行研究，探讨了军事支出在形成额外需求、影响资源再分配、间接影响民用经济和创造额外储蓄等四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梳理各学派的发展脉络、理论创新和代表性成果，并指出不同学派间的异同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垄断作为生产条件的能源来控制社会化生产方式，建立了能源帝国主义这一新的霸权形式。能源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及其组织、动员和运行塑造的社会权力衍生出的社会形态，其时代特征仍然服从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能源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次级驱动力，贯彻了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方式的逻辑，贯穿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全过程，指明了生产方式演化的新方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针对能源帝国主义提出应对策略，一方面要通过价值革命破除垄断资本逻辑下的能源可再生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剩余的国际共享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技术进步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会缩短劳动时间，而后者则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极大地缩短劳动时间。针对马克思—凯恩斯劳动时间命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并使用计量方法加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独特的2001—2017年行业劳动时间面板数据，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需求下降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的行业，在需求下降冲击后，越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高资本有机构成行业相对于低资本有机构成行业，劳动时间在金融危机后平均增加了0.8个小时。本文的结果在更换度量指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利润率、市场势力与产业后备军是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劳动时间的三个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马克思的理论假说，而不是凯恩斯的。

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发，明确其内涵与特征。经济学知识按效用属性可分为实证性、规范性、政策性知识，按适用范围可分为普遍性、类型性、地方性知识，按表达形态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坚持中国立场、植根中国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诠释中国经验、具备原始创新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多元的综合知识体系，呈现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推动中国经济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治理体系的系统变革。

本文通过把空间引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探索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商品本身的生产和商品的空间转移均属于生产领域，后者通过影响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规定性进而影响商品的价值。考虑空间因素之后，商品的价值可分为两部分：生产价值和空间价值。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技术竞争，还包括空间竞争，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空间均衡与失衡的动态。政府是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变革空间格局，影响生产者的竞争行为和市场竞争状况。拓展价值理论的空间维度，对于发展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解释空间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就业结构，其影响通过替代、创造及产业结构变革引致三种机制体现。替代机制下，智能系统逐步取代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基础白领重复性工作等低技能岗位，导致这类岗位数量持续缩减；创造机制催生人工智能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空间；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机制推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重新配置，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转移。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普遍缩减，劳动密集型行业尤为显著，服务业成为就业主力。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激增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转型压力形成反差，凸显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面对结构性失业、技能提升压力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挑战，需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改革、企业培训、劳动者自主提升等多元路径，协同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就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包括三重维度，分别是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性功能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的治理性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间接社会性，国家宏观治理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会有冲突，三重功能的实现机制存在差异和不协调，需要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内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国有经济多重功能协调的体制机制。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是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改革需要从管企业为主提升到管资本为主的层面，国有资本的分类管理与国有资本投资信托基金的试点应当提上日程。

全面系统发掘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对于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化阐释、原理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大量论述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本文从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一般和特殊、社会与自然等辩证关系，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形态思想和范畴体系；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和“社会本性”及其内在矛盾，归纳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社会性质思想；从“人的生产力”的主体性视角，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种原生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思想，并对马克思提出的第二级、第三级的生产关系，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等重要范畴作了解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形态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相关统计资料不全面、不连续，所有制结构的测算一直是一个难题，部分学者的测算结果也存在一定争议。近年来相关统计资料的统计范围和指标种类发生了变化，以往学者提出的大多数测算方法已不再适用或仍有优化空间。本文基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和相关年鉴中的实收资本和注册资本数据，优化完善了所有制结构测算方法，以公有经济比重为衡量指标评估了2000—2018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公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2018年已下降至25.7%，并未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我们要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格局的深刻变迁，正在重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数字技术与货币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了资本积累方式的重构，同时也对分配机制带来了新的影响与挑战，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2024年，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货币金融、分配机制、危机理论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演化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危机本质及发展路径的理解。

本文针对学界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上存在的争论和分歧，回归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基本思路，明确了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确立必须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等相契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包括思想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且具有阶段性，这为确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主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彰显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新时代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应当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基本原则，以制度建设为基本途径。加强制度建设是发展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加强农村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应当贯彻“守正创新”原则，坚持与完善基本制度，改革与创新具体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制度。新时代农村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应当努力抓好三个重点环节，即加强农业经营制度、农村要素市场制度与农村产权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历史经验考察表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周期性变化规律，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实施政府干预的就业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应充分考虑本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就业问题的周期性特点，以总需求扩张和就业岗位创造为首要手段。同时，就业优先政策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调控手段，兼顾就业创造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应探索实施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支持计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2024年度的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报告当中，我们将以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劳动时间、土地、地租与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的定量经验分析方法五个专题对英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介绍。相比于往年的报告，2024年度的报告在选题和写作思路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其核心在于缩小专题的讨论范围和报告总体的话题覆盖面。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调整，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已经对国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和接触，这表现为政治经济学英文文献在国内引用数量的提高和中国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外文期刊发文数量的持续上升，全景式介绍的必要性正在下降；另一方面，过去一年中不同领域的英文政治经济学文献发表是不平衡的，全景式的介绍必然遇到一些领域新进展乏善可陈而另一些领域文献汗牛充栋、难窥全豹的问题。因此，在新一年度的报告中，课题组选择2024年一些关注度较高、讨论较为集中、进展较为丰富且对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借鉴意义较大的专题进行讨论。专题的题目也不再主要使用代表研究领域的范畴，而是更多地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方式。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回暖向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为针对性地破解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深化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取得系列代表性成果。

一战结束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英国财政部坚持健全财政预算原则，形成以“挤出”论为核心的“财政部观点”。凯恩斯对这种观点提出挑战，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和金本位制度，主张政府积极管理经济。凯恩斯通过发展有效需求理论，把政府预算纳入国民收入的决定中，实现了从平衡预算原则到充分就业预算原则的变革。凯恩斯财政理论对我国当前财政制度建设和财政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深入推进，我国也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指向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新型工业化赋能增效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至关重要。本文全面梳理了新型工业化相较于传统工业化的新特征，指出政府与市场赋能新型工业化并非线性、完全排他性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赋能逻辑，强调市场作为一种“自组织”力量与政府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在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协同配合。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际出发，避免陷入“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或者“不实施产业政策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等话语窠臼。

2024年7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应对的十四个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独特的演进脉络，也必须不断经受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理论的新发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交汇口，如何更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动能，是亟待学界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数字经济的兴起不仅是数据资源积累和数字技术革新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本质上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由数字技术进步和平台化发展引领的生产力革命，并推动生产关系发生相适应的系统性变革。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重新定位的重要契机。

本文基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构建全球税收治理演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税收协定网络演进的阶段和影响机制。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结构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转变，并逐步向多边税收治理模式转型，其本质是新兴经济体通过重构税收协定网络，打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垄断和传统依附关系，推动全球治理由单向剥削向多极博弈转变，印证了资本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权力再平衡之间的深层互动逻辑。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地理邻近性等因素，是影响国家(地区)间税收协定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跨境避税新挑战，基于全球税收协定网络构建多边税收治理的积极力量，对于协调全球税收治理和建立新型国际税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运用数学方法来表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科，其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以数学方法为工具，有效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存在本质差异。政治经济学在“假设”层面基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令生产资料所有制外生决定分配关系；在“模型”层面除了考察相对价格、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之外，还基于劳动价值论形成价值体系及其相关模型；在“结论”层面主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其经济系统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经济波动并非来自外生冲击。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解决数理模型、数据计算、实证研究三大问题，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未来可从所有制、分配、经济体制、市场、政府、产业经济、空间经济、开放经济、资源环境经济、生产力等十个维度进行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正>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1）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体系化建设阶段。

<正>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逄锦聚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出版,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探索。一、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因而该书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创新性探索。因此,该书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