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必须牢牢把握而 不能偏离这一主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措施,都要有利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培 养体制等改革,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上层建筑领域的 改革等,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和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 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对于起主导作 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分析为既定理论前提,根据俄国农村公社所处 的世界历史环境,具体剖析俄国公社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于它的各种力量而得出的 综合结论。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来否定《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也不能以《共产党宣言》和《资 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来否定东方落后国家存 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为东方落后国家指明的跨越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以社会主义和其他任何非资 本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继承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批判性地超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廓清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分析条件 和理论地位,为我们排除流行于国内外的重塑、重构、重建唯物史观等错误思潮 的影响,为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最深层次、中间层次和最高层次的三级架构，本文分析了其系统化特征,，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底层逻辑，研究发现技术、产业、金融、发展方式、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要求；在生产关系维度 提出了推动制度创新和激发金融的源头活水作用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路径安排，这也是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有效举措。

本文基于马克思一般利润率思想和新卡莱茨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 WIOD数据库估算了2000—2014年29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研究了资本主义产 能过剩及经济危机的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纳入一般利润率的产能利用率,能有 效识别出经济危机爆发对过剩产能的强制性毁灭作用。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利用率 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中国相对较 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效防范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 短期内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在长期中则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劳动收入份额提 高对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产能利用率则有显著 正向影响。产能利用率提升会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在短期内不利于发达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发达国家更易陷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内生恶性循环中。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在此情形下，各界关于如何加强政策协调配合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不仅改变了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对于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解，而且形成或发展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本文对这三种理论关于政策协调的主要思想与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对比。三种理论在主要目标、主要工具、核心机理以及可行性上均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说，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注重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等短期稳定目标。与之不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不仅注重加强稳定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强调加强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目标。当前中国经济除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外，还存在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街等深层次问题。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对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适用性更强，可以为未来我国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有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现象,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有经济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国有经济既有和国外国有经济相同或相似的一般功能,也有相对于国外国有经济的特殊功能。各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动态演进的。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功能迄今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一个一致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国有经济功能价值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把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分为保障和引领两个维度,前者为一般功能,后者为特殊功能,造就了中国奇迹。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的时代化、具体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总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在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与改善民生等方面仍有不足,不能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因而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核心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需要坚持分层分类、市场化和对标国际标准等原则,通过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结构等来实现。

全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的生产力指标。与全要素生产率不同，全劳动生产率是将生产过程看成一个以广泛的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劳动过程而形成的生产力概念。基于相对剩余生产模型，可以用相对剩余生产率（RSP）来实现对全劳动生产率有经济涵义的社会加总，进而利用全劳动分工矩阵的结构分解，测算全球生产分工条件下世界整体及各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速。基于WIOD 数据的RSP测算结果表明，2000—2014年中国（不含港澳台）的RSP年均值为5%，远高于世界平均的2.35%，美国则为 0.36%。对比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RSP 变化基本一致，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则与RSP 变化发生背离，这暗示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多地反映其通过市场势力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结果，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物质生产力的进步。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方向,不仅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标识和学术特征,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色和学理遵循。要坚持系统理念,深化系统集成,加强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集成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和原理性提炼。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要求更高、协同性更强、风险性更大、规范性要求更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地区差异化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层次性特征，目标的层次性包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任务的层次性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方面的层次性包括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在目标的协同性方面，统筹协调改革、发展、治理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内容的协同性方面，要注重战略导向型改革、发展导向型型改革、体制导向型改革和治理导向型改革的协调推进。在路径的协同性方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政策的协同性方面，注重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注重政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的叠加效应产生更大的改革成效。

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中国化是一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经济建设任务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经济学人始终坚持将马克思流通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流通模式，创立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马克思流通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最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马克思流通理论中国化将持续深入，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新条件新背景,深入认识我国农村发展所处的时代方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城乡融合发展、全面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改革部署,从时序比较视角阐释了我国农村发展业已取得的多个维度的历史成就,进而基于新征程上国家战略和客观环境的转变,强调农村发展主要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展开,这意味着农村发展的状况和特征需要再认识。本文引入国际比较和目标对照视角,论证了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个论断提供了一种解释。“成就显著但挑战多元”是当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方位,依据这种理解,本文从主体、要素、要素组合、要素组合支持条件等出发,提出了新征程我国农村发展的突破路径,以此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必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主要领域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新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但在基础研究、企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科技评价、科研诚信、创新政策等环节和领域，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上的堵点卡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全面深化以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企业主导产学研融合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要素配置机制等为重点的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内含着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理论意蕴、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时代意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意蕴。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我国生产力发展模式依次经过了以物质积累为主导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数量增长为优先的粗放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三个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指向是：明晰生产力动力来源，以创新为主线激发新质生产力增长动力；立足生产力要素特征，以质优为关键布局新质生产力产业体系；夯实生产力发展基底，以绿色为基调助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遵循生产力运动规律，以新型生产关系为保障反促新质生产力进步。

在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技术进步对劳动时间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会缩短劳动时间，而后者则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极大地缩短劳动时间。针对马克思—凯恩斯劳动时间命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并使用计量方法加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独特的2001—2017年行业劳动时间面板数据，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需求下降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的行业，在需求下降冲击后，越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高资本有机构成行业相对于低资本有机构成行业，劳动时间在金融危机后平均增加了0.8个小时。本文的结果在更换度量指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利润率、市场势力与产业后备军是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劳动时间的三个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马克思的理论假说，而不是凯恩斯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资源，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和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调整、全人类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危机等众多难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等多领域、多系统协作共建的过程，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构建新型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崭新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更高的共同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和谐的国际生产关系以及各国之间更公平地分享国际剩余价值。基本目标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人民协同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实现国家不分大小的共同繁荣。

生产和分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现代社会解决生产和分配问题的方式或依据不外乎三种：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三种制度逻辑内嵌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和结果。回顾新中国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站起来时代(1949—1978年)、富起来时代(1979—2012年)、强起来时代(2013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市场激励、政府调节、社会规范三元逻辑不断互动演进，并趋于融合。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或政府单一逻辑难以缓解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社会逻辑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在改革效果上较好地调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进而持续提高人民生产参与的平等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新时期深化经济制度改革，要着力推动市场、政府、社会三元逻辑的融合和平衡，坚持发展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生产增长和分配公平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支出不仅对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还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最早开展相关研究，并在利润率下降和价值实现两个研究维度形成了系列成果。新古典学派主要从供给侧进行研究，Feder-Ram模型和增广索洛增长模型的出现推动了相关研究朝着规范化和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凯恩斯学派主要从需求侧进行研究，探讨了军事支出在形成额外需求、影响资源再分配、间接影响民用经济和创造额外储蓄等四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梳理各学派的发展脉络、理论创新和代表性成果，并指出不同学派间的异同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垄断作为生产条件的能源来控制社会化生产方式，建立了能源帝国主义这一新的霸权形式。能源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由生产方式及其组织、动员和运行塑造的社会权力衍生出的社会形态，其时代特征仍然服从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能源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次级驱动力，贯彻了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方式的逻辑，贯穿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全过程，指明了生产方式演化的新方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针对能源帝国主义提出应对策略，一方面要通过价值革命破除垄断资本逻辑下的能源可再生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剩余的国际共享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委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运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党委领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领导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党委领导下企业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和减轻管理者短视是其提高ESG表现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动机分析发现，党委领导下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是出于价值性动机而非资源性动机和合规性动机，且企业ESG实践能够切实提高其绿色发展能力、降低漂绿风险。此外，党委领导下供应链核心企业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ESG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上游供应商的ESG表现，对下游客户ESG表现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本文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政治优势，推动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市场“分化”与“断裂”风险日渐凸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形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化形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变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日益强烈，二者之间竞争博弈的张力撕裂全球治理秩序，引致全球治理困局下的全球化市场困境。高水平大国市场是大国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资源，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扩张之间循环累积所建立的内生报酬递增机制，进而实现创新激励、规模经济、空间集聚与本地市场等多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国内市场支撑新时代增长的条件，要在治理维度和实践维度谋求构建高水平大国市场的科学策略，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战略互动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