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法复兴了古典理论以联合生产来研究固定资本的分析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避免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为从新的角度研究固定资本问题提供了思路。最近一些关于可转移机器的模型研究不仅重新激发了对固定资本问题的研究兴趣,也改变了对现有理论的一些认识,这些都使得重新梳理斯拉法体系下固定资本问题的研究成为必要。本文是对斯拉法体系下已有固定资本模型的综述性研究,总结了各模型假设条件和成本最小化生产技术的特点,并指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揭示了货币形式的演进过程。但货币形式的演进会形成社会经济成本。在当代货币形式迅速发展之际,电子货币这种当代货币形式会降低载体成本、信息成本,影响信用成本及监督成本。其这种特征将成为我们运用、发展诸如数字货币这类当代货币形式、更好地进行金融调控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所有制之间原本明显的界限正在被密切的依存性质所打破,出现普遍的共生形态。本文试图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两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讨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进一步地,文章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并由研究结论推演出三点政策启示,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创了危机理论许多方面的研究先河。关于1866年危机的草稿和笔记本进一步呈现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轮廓。在编辑工作中,恩格斯意识到了客观事物本身发生的变化以及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所作文本的后续结论。尽管留有遗憾,恩格斯仍然抓住了《资本论》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普遍的特征之目的。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攻击对象。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及研究方法,结合笔者对山西省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研,对中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属性及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雇佣劳动、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和依附性、政治法律地位平等和非对抗及共存共赢共享等属性,且具有非平衡性、非稳定性、非规范性及非协调性的特点。目前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基本呈现出和谐发
展的态势,私营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比较融洽。但私营企业中仍存在员工工作时间普遍超过国家法定工作时间、薪酬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福利待遇区别对待、劳动保护有所欠缺、劳动合同签约率较低、工会的组建流于形式等问题。政府、企业、员工及社会应共同努力,通过完善制度机制等多种渠道来促进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本文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马克思增长分配曲线为理论基础, 以古典—马克思工业时代、新古典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通过资源配置的框架从单一变量到双元变量,同质性劳动拓展为异质性劳动,交换价值的形成从外生到内生的三层递进分析发现,时代的演进是供给侧根据不同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来破除需求侧制约的过程。主要结论有三个。第一,市场条件是引发供给侧变化的主导变量。从古典—马克思工业时代到新古典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市场条件正从超额需求转向饱和需求,这种结构变化决定了交换价值将取代使用价值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方式。第二,在新古典交换价值偏向型逻辑下,供给侧主要依靠价格这一量的外在形式指导生产,然而随着饱和需求的出现,价格越来越难以解决外生于生产环节的事后资源配置风险。第三,互联网是偏向事前交换价值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有效将供给侧的认知性劳动内生化于价值决定过程,提前解决供给对象、供给内容和供给数量的精准认知,破除
供给侧价格对需求侧快速变化响应滞后的制约。当前互联网对传统业态的颠覆式冲击已经彰显互联网认知性劳动超越工业时代的价格进行资源配置的趋势,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深刻理解这一时代变迁,摆脱单纯以价格等技术参数为先导的传统西方工业经济资源配置束缚;回归劳动价值论,加快释放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认知性劳动活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道路。

政治的推行需以经济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以政治为保障,两者辩证统一。宪政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清末中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缓慢、政局动荡的年代,加之筹备立宪事宜极为繁杂,部分言官在筹设责任内阁过程中,鉴于地方与中央的财政问题, 提出了诸多良好的建议。最终,清廷采纳其意,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宪政的先后缓急事宜进行了多方面的筹画,从而在国会召开前提前成立了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暂行内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土地财政” 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视角,运用地租理论可以解释当下我国“土地财政”的性质以及其历史作用。“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地租性”收入区别于“公共财政”,兼具“广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性质。“土地财政”的历史作用体现为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199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证实, “土地财政”的变化对基础设施建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因素对“土地财政”也有明显正向提升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

本文在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土地产权观点、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国家土地调节权的概念,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国家土地调节权的视角,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制度变革分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免除前的“两权分离” 时期、农业税免除后的“两权分离” 时期以及农地“三权分置”时期,具体分析每一阶段国家土地调节权的优先目标和实现形式。本文认为,随着“三权分置” 改革的深化,为了防范农业补贴政策失效、“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农地出现“非农化”“非粮化”等风险,必须从五个方面重构国家土地调节权的实现机制,进一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相关配套制度。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本文结合教育影响剥削率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与劳动生产率机制,并且利用世界29个国家1995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剥削率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差异。在发展中国家,高中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的提高将提升剥削率,而高中及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的提高则可以抑制剥削率。在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高中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与剥削率负相关,而高中及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比与剥削率正相关。导致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特征相关。本文的政策含义为逐步扩大甚至普及中高层次教育对发展中国家降低剥削率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5月19—20日,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0次学术研讨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特朗普在2018年1月于达沃斯论坛上公开表示考虑重新加入TPP,这将对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和我国的经贸利益产生一定影响。本文结合TPP和CPTPP的发展历程,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上,对美国重返TPP的动机和可能性进行分析。通过对TPP的历史、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亚太FTA基本情况的分析,结合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国际和国内博弈,笔者认为美国重返亚太的动机比较强烈,重返TPP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为振兴本国经济奉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延续了之前的“重返亚太”战略持续对中国施压,而重新加入TPP则是“重返亚太”的关键举措。站在中国的角度,需要对美国重返TPP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在维护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深化改革的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本文在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重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重工业化成败的原因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与主流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在我国重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了重工业化对就业的排斥,二是加速重工业资本积累过程。对外开放促进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并非通过吸引外资而是通过内外需产品剪刀差扭曲要素收入分配,使收入分配倾向于资本要素从而加速资本积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