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674-7542 CN 11-5859/D

2020年, 第11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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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逄锦聚 荆克迪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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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慧玲 张 力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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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新熊彼特学派的信用—技术创新—经济周期理论指出, 在当代技术竞争格局中, 实现以自主技术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技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信息技术革命的导入为中国技术路径向内源性转变带来了机遇, 中国的技术追赶和工业化为之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新常态”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旧技术周期 “三阶段+转折点” 的特殊交叠区间, 因此不仅面临比美国等技术核心国家更复杂特殊的矛盾, 还承受多重金融风险; 信用结构与技术周期产生摩擦, 不能适应自主技术创新而导致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疏离是金融风险的本质。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技术路径, 首先要纾解风险、 稳定金融,然后建立服务于多元化、 分散化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

  •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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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固定资本理论对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必须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动态视角理解马克思的固定资本理论。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联合生产体系及置盐—中谷模型, 讨论了联合生产体系在分析固定资本问题中的局限性。 接着从现有的资本循环模型出发, 构建了刻画固定资本周转过程的动态模型。 通过本文所构建的模型, 本文讨论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固定资本的一些基本观点, 并对马克思的固定资本理论和联合生产模型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总结。

  • 李黎力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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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降, 以明斯基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色剑桥经济增长周期模型, 发展到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各种内生货币理论和金融不稳定性理论, 货币和金融要素逐渐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当中不可或缺的独特要素。 后凯恩斯主义一方面从投资融资切入引出货币金融, 从经济扩张期间投资利润现金流入与债务偿付现金流出二者之间的失衡所产生的金融脆弱性和 “动态不稳定性” 视角出发, 描述了 “稳定孕育着不稳定” 的基本周期的循环交替; 另一方面则从更广泛的市场内生动态与政府干预等阻遏性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着眼,从金融制度的长期演变所产生的 “结构不稳定性” 问题出发, 刻画了超级周期的更迭演化。 货币与金融在这两种叠加的周期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构成了 “动态不稳定性” 与 “结构不稳定性” 动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 吴 垠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9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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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化从出现劳工荒现象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刘易斯转折” 的时间段。 其中, 人口流动规模和趋势的变化是这个时间段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但是尚缺乏从整体到分区域的统计分析。 本文以定量的方式阐述中国城镇化在刘易斯转折期面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约束条件, 意在将一些容易隐藏和忽略的城镇化人口流动问题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特别是从分区域角度将中国七大区域的劳动力规模和价格 (工资) 方面的变化同近年来中国城镇化所经历的刘易斯转折结合起来, 凸显城镇化刘易斯转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客观经济事实,以为中国各区域以及总体人口控制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 贺立龙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15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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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精准扶贫方略的施用, 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1) 制度取向是绝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施治与系统解决, 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政策兜底与内生脱贫的统一, 是普惠支持与精准施策的均衡。 (2) 制度建构逻辑是政府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与市场对发展脱贫渐进起决定作用的耦合互动。 中央统领与对口支援、 地方能动 “三位一体” 的举国扶贫体制, 从扶贫到脱贫的主体化、内生化发力, 从系统变革到微观干预的全方位帮扶, 从瞄准到施策、 赋能的一体化操作, 推动绝对贫困问题的超常规破解。 (3) 制度效能体现在脱贫退出的高质量、 长效性与内生动力上。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精准扶贫行动扭转了形式主义扶贫趋向, 相比其他国家取得了更全面、 彻底的脱贫成效。 贫困性质正发生新的变化, 防疫常态化带来新挑战, 消除剩余贫困, 提升脱贫质量、 管控返
    输入为主的超常规减贫, 转为科技基建、 制度供给为主的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管控, 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
  • 郑 拓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1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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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和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本文探讨了农民工群体养老现状的历史成因和面临的困境, 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时期如何通过可行的养老制度改革来防止农民工因老致贫、 因老返贫, 从而完成精准扶贫补短板的任务。文章构建了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模型, 并通过典型农民工数值模拟法分析了农民工养老待遇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研究发现,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过低, 参保农民工退休后平均养老金收入刚过贫困线;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导致更多女性被排除在拥有较高保障水平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外; 户籍歧视导致农民工参保收益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因此应当实施推迟女性农民工退休年龄和鼓励农民工以地养老的长短期相结合的改革政策。
  • 蔡 敏 李长胜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5): 2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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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美国产业创新政策可以发现, 美国产业发展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美国政府精心设计规划产业发展路径, 并通过各种法案支持和引导产业创新沿着政府规划道路发展。 其产业创新政策体系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互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以强化创新主体和加强 “产学研政” 合作等。 为了使上述产业创新政策得到有效实施, 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辅助性政策, 包括培养和引进创新型人才与鼓励军民融合。 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制订的启示包括:逐步从政府直接投资模式向间接支持和激励模式转变; 紧紧围绕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打造产业政策, 避免过度金融化; 努力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重视对产业创新政策的动态调整; 紧抓重点领域, 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