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11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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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尔斯对“护卫劳动” 的研究及启示

  张 衔 王洪东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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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尔斯在借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经济中权力的论述并对权力重新定义以及吸收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非生产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在一个权力与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护卫劳动”概念并主要对美国1890—2002年以来的护卫劳动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的护卫劳动一直在增加。鲍尔斯进一步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对抗性生产关系,是导致护卫劳动增加的重要因素。鲍尔斯的研究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于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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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乔晓楠 李 欣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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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基于上述洞见,本文尝试利用一个引入非生产部门的价值与生产价格模型,针对其从生产部门分割价值的方式与测度开展研究。在一定的投入产出关系下,非生产部门通过提供收费服务,既可以从生产过程中直接分割价值,又可以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中间接分割价值。据此对中国2000年至2014年非生产部门的情况进行计算,结果显示中国非生产部门分割的价值量占当期社会总价值量的比例先降后升,在7.66%至9.54%之间变化。其中,批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部门分割价值的占比排名靠前, 并且不同的非生产部门分割价值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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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菲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理论的评述和发展

  季 雷 王生升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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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从三个方面系统性分析和发展了奥菲的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理论。第一,奥菲对于福利国家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于缺少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奥菲没能认识到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实质是个别资本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矛盾在特定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在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累进性失衡使福利国家不再能够协调资本积累的矛盾。第二,由于没能沿着资本积累矛盾变迁的逻辑考察其发展逻辑,奥菲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理论具有时代局限性,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福利刚性” 事实。第三,奥菲的理论缺乏对生产方式变革的考察,没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角度,动态地、历史地分析福利国家矛盾的发展。文章还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尝试解决福利国家矛盾的三种办法即通货膨胀、债务国家和“私有化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理论和经验数据的分析,并指出了政治过程和意识形态领域随之产生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杰索普策略式国家理论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福利国家矛盾的发展,重新建构了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规范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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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价格、价值实现量与劳动弹性——两重必要劳动时间视角的转形与价值实现过程比较研究

  陈 昊 丁晓钦 王 鹏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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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发展的劳动价值论重新审视转形问题,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解释和指导。在两重必要劳动视角下,《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实际上是价值形成量,第三卷中的生产价格实际上是价值实现量的特例,从价值形成量到价值实现量的逻辑过程就是马克思要描述的转形过程。价格体系和价值体系虽然在总量上不会总是相等,但比例在一定时期会保持不变,这个比例也等于两个总量之比。影响这个比例,即单位价值价格(价值货币表现)的因素中,我们提出了劳动弹性的概念,并与产出弹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二者的比值是影响单位价值价格变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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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贫实践的中国贡献与经济学诺奖的迷误

  周 文 郑继承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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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位发展经济学家因为对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所做的突出贡献,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 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三位发展经济学家贫困理论的随机试验对照中并没有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样本,这不仅反映出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的片面性,也映射出我国经济学贫困理论在世界舞台的失语。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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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土地财政与房价

  徐 璐 周健雯 施雨欣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1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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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结合经验研究,从制度因素出发探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城镇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出现明显变化,土地财政现象同期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城镇房地产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土地财政也是房价变化的重要中间影响因素。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导致土地财政规模与依赖度扩大,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行为会影响土地出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参与者行为,均将进一步推高商品房价格。因此,本文建议在维持房产市场价格稳定方面,需重视财政制度建设,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通过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土地出让制度,限制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程度,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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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货币金融优势探究

  李宝伟 张 云 王 鑫 徐 皓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13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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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了 “债务—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 并量化测度了美元的货币金融优势,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当代法币 (包括美元) 已经完全摆脱了黄金等个别使用价值的束缚, 在此情况下一国货币与国债等虚拟资本发行从宏观上必须要与本国实际资本积累规律相适应, 否则一国会出现通胀或金融危机, 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突破了这个规律; 第二,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 由于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 石油出口国和日本、 西德等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其出口计价、 媒介和储备货币, 这些国家持续购买美国国债等虚拟资本, 从而构筑起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经常账户出口、 美国金融账户出口美元和美国国债等虚拟资本的 “帝国循环” 机制, 这巩固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也使得美国对外债务总规模脱离了其国内实际资本积累的能力; 第三, 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无需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目标负责, 其通过美元长期持续贬值战略降低其实际外债价值以及利息支付; 第四,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政府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使得美国能够控制全球流动性流动方向和调整全球流动性层次结构, 从而为其国内宏观 经济目标服务; 第五, 当前 “债务- 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国虚拟经济主导的经济结构是无法长期维持, 各国应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做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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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停滞及其应对方案——基于 “全球化深化” 的视角

  宋佳音 谭 璇 范志勇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1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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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在学术研究方面, “长期停滞” 理论得以复苏。在经济政策层面, 各国政府推出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 但是这些立足本国经济的应对政策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本文对比了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与1929 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宏观政策协调以及技术进步四个方面的差异,分析了当前应对全球经济长期停滞困难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提出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和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实现 “三方合作”,以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通过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在扩大全球总需求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克服长期停滞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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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

  刘 震 蔡之骥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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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金融化表现之一即为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系统转化成一套为自身服务的独立系统。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不仅在于其脱离了生产过程, 且金融资本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入资本循环中, 并伴随着资本积累不断参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重构。 在实际的发展中, 互联网平台企业受到了金融资本的过度追捧, 直接表现为各行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产业集中越来越迅速, 但与其相矛盾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利润实现危机的深化。 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相关数据,论证了互联网平台经济由于自身对资本的过度依赖和资本间的竞争, 出现流量资本化; 提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互联网平台成为了加速资本循环的手段和工具,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的实质是金融化了的资本积累制度的内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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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分析——从 “三方博弈” 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谢 地 王 齐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 11(4): 19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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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 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由于其中关涉诸多重大利益关系, 任何国家的相关主体, 特别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及其民众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博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 运用博弈分析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 “三方博弈”中存在的诸如处罚系数、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消极抗疫行为的概率、民众分配系数、公益人激励系数、经济人激励系数、民众对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效用偏好等影响抗疫策略的因素, 以及其决定的不同的抗疫策略选择。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