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674-7542 CN 11-5859/D

2024年, 第15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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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任重, 郭义盟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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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历程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并牵引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进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改革的主要任务科学谋划和务实推进,牵引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民主和法治领域、文化体制机制、民生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 蔡继明, 高宏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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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和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且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 谢地 , 孔晓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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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上层建筑领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部分,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其与经济基础的良性互动;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诸如制度安排、体制架构、机制设计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清晰的实践逻辑,也具有越发明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施工方案。
  • 张晖明, 王威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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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洪远朋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中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 《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泛海书院院长、 《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洪远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一生深耕马克思主义,潜心于 《资本论》研究、教学和传播,立足中国,既有坚持,又有创新,是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利益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洪远朋教授因病于2024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0岁。本刊特刊发此文为缅怀洪远朋教授。
  • 胡乐明 , 刘梦圆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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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泰勒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连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往往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拓展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生产方式的连接是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对立得以缓和从而建构生产方式 “总和”的制度安排或实践过程。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界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主从式连接、板块式连接和融合式连接。连接方式的不同意味着各类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同。各类生产方式之间或者相互对立或者相互合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不同的 “所有制生态”。一个国家究竟形成何种所有制生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不能忽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凝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更加广泛的思想认同和社会共识,优化各类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连接方式,尤其是大力发展融合式连接,正确处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 李政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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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经济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现象,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国有经济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国有经济既有和国外国有经济相同或相似的一般功能,也有相对于国外国有经济的特殊功能。各国国有经济的功能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动态演进的。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功能迄今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一个一致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此我们提出一个国有经济功能价值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把我国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分为保障和引领两个维度,前者为一般功能,后者为特殊功能,造就了中国奇迹。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的时代化、具体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总体素质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在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与改善民生等方面仍有不足,不能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因而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核心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需要坚持分层分类、市场化和对标国际标准等原则,通过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结构等来实现。
  • 孙绍勇 , 李诗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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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而数智化已然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未来趋势。促进生产力的数智化转型,运用数智技术推动各行业交叉融合从而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旨趣和逻辑必然。着眼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目标导向,以数智化赋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把握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融合的产业体系数智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嵌入重组促进传统生产要素系统数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智能化应用能力增强劳动主体数智化。进而坚持以数智化生产方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数智化生产要素应用调整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数智化创新能力提升为导向培育造就新质人才,才能深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驱动路向。
  • 赵春玲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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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范畴,赋予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做出了全新总结和阐释,对新阶段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地位、重要作用及其规律做出新阐释,对新时代生产力要素质变及其组合的跃迁做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对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方式转换的新趋势做出了新概括,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独有内涵做出了新阐释。为推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 张凯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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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方向,不仅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标识和学术特征,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色和学理遵循。要坚持系统理念,深化系统集成,加强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集成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和原理性提炼。
  • 陈伟凯, 高宁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4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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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额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已有定义尚不够明确,学界对其来源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在梳理和澄清马克思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论证了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价值转移无关,并基于上述观点重构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理论。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节约个别劳动时间所获得的超过一般水平的剩余价值,其比较的基准为在社会正常剩余价值率下先进企业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一般地,超额剩余价值在量上等于出售价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分解为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和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两部分,前者来自其他部门的价值转移,而后者则源于本企业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的技术变革并未改变商品的社会价值,那么超额剩余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全部属于价值创造。如果个别企业在商品的社会价值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凭借对新技术的垄断妨碍价格调整,那么由出售价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所构成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于价值转移。
  • 李帮喜, 李宁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6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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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波动与增长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波动与增长问题,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视角建立国民经济再生产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谢克的最大扩大再生产原则构建马克思—谢克视角下的实际产出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当两部类的投入与产出的分配比例相协调时,部类利润率相近,部门利润转化为社会平均利润,实际产出达到峰值;经验层面通过投入产出表等数据测算了中国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的实际产出水平,发现中国部门生产投入较为充足,长期拥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投入,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驱动实际产出水平提升的新阶段。通过对美、英、日、法四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在投资与积累适度、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必须经历由多层次生产并存向淘汰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水平经济的过渡时期,引导生产要素向高质量产业转移。
  •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张开译 , 郑泽华译 , 姚志才译 , 高鹤鹏译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6): 18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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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按 伊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IllichRubin,1886—1937),1886年6月12日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1905年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加入孟什维克并于1920年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在对孟什维克的围捕中,他被 GPU (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监禁。获释后,他放弃了政治工作,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26年至1930年,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成为苏联马克思著作最具影响力的诠释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著作:《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 《重农主义》 《经济思想史》《当代西方经济学家》《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阶级斗争史》,以及合编的 《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 《马克思价值理论文集》是鲁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1923年、1924年、1928年、1929年四次出版、再版,1924年的第二版在当时招致尖锐的批评,被批评者认为将价值形式和内容相分离。鲁宾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翻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国内除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之外,鲜有鲁宾著作的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