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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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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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主要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该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2017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
  2.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3.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4.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5.关于空间、城市和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6.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7.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8.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9.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10.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情况及其文献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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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7）

  冯志轩、陈伟凯、李帮喜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1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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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在基本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利润率理论和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动态这四个方面。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则重点表现在经验研究方法、收入分配问题、金融化问题、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探讨中。本文按照上述的两个领域九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同时本文还专门探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7年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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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性、阶级与帕累托改进——同姚洋教授商榷

  李风华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13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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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累托改进往往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根本标准,姚洋教授进一步将它阐释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用以兼蓄乃至仲裁诸多正义原则。但是帕累托改进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产物,用其作为分配正义原则存在着内在的困难。从外部性来看,效用函数的外部性意味着帕累托改进难以有效,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乃至对立———外部性的观念表现———更意味着帕累托改进无法仲裁,自身甚至也被自由等其他价值观所否定。从分配的后果来看,帕累托改进往往更有利于强者,并在长期演化中促成了阶级分化和固化。因此,本文认为,帕累托改进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合理的分配正义观应当从社会主义分配的实践中通过反思得出,并予以形式化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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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唐永、范欣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1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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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分析表明:不同技术进步条件下,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增长率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为劳动生产率机制和资本有机构成机制。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和剩余价值率影响经济增长。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3457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为0.3385,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效应为0.007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因此,国家应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以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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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政治因素

  巫云仙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1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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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金融制度的变革和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体制上的联邦制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力量;联邦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和大众民主主义等多元化政治理念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构成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美国联邦政府则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并与地方政府进行不断的利益博弈;政治人物是金融制度变迁台前幕后的推手。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不仅是经济和市场行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融与政治的共生机制。美国金融是天生的政治金融,金融技术早已嵌入国家利益和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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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变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体系的矛盾与协调

  张小瑛、张俊山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1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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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力体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对国民经济结构体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改变了国民经济有机体原有的技术基础,形成了新的信息产业部门,使国民经济发展步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民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有机体新的技术基础尚未形成,正处于从原有技术基础向新技术基础的转型过渡阶段。有机体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作用下发生中断,在现实运行中出现诸多矛盾,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应该培育新的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有机体内部各个环节之间、各个部门以及部类之间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新的联系。这就需要在经济“新常态”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结构体系的平衡、充分、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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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新型全球化格局

  张辉、易天、唐毓璇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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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一带一路”作为重要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主动作为参与构建的国际经济合作共赢平台。不同于以往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动倡议的,这一国际合作平台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具有历史必然性。“一带一路”的提出将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引领全球化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度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诸多方面的发展经验。在新型全球化格局中,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中国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等方面的经验,获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与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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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学术论坛综述

  姚冰、庄忠正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3): 2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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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资本论》的视角,深入研究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视野与当代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4月1日,来自众多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媒体的资深编辑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围绕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开展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与融合等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多维阐释,取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观点成果。